晉繼勇：美國抗疫“反敗為勝”？這是錯亂的零和思維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不久前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後來居上贏得疫情勝利”的評論文章，聲稱雖然美國已有56.4萬人死於新冠疫情，但美國已經“後來居上”，成為疫情最後的贏家，中國反會“陷入全面劣勢”。56.4萬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但更令人發冷的是文章中充斥不合時宜的冷戰思維。新冠疫情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敵人，針對疫情的鬥爭只有共贏或共輸兩種結果。有關全球疫情防控的“零和思維”無益於共贏，反會導致共輸。

有效的全球疫情防控需要明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基於“零和博弈”的地緣政治考量加劇全球疫情防控中的集體行動困境，侵蝕疫情防控合作所需的國際政治共識基礎。在公共衞生安全領域，國家間的關係是共贏而非競爭。這種非競爭性也決定了中美之間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任何以“零和思維”為主導、以地緣政治為主要考量的疫情防控政策，都將為全球疫情防控合作帶來困難。

全球疫情防控問題是深層次的政治問題，各國需要解決疫情防控的政治決定因素。然而，這種政治決定因素的解決並非蓄意為潛在合作製造政治障礙，而是要大力營造雙方合作所需的有利政治氛圍。作為世界性大國，中美兩國在全球衞生治理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我贏你輸”心態去看待全球疫情防控問題，只會使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中美合作變得更加困難。

其次，全球疫情防控不適用任何“歷史模式”。毋庸置疑，人類歷史上的一些傳染病危機與當下的新冠疫情有共通之處，歷史的認知和經驗也有一定借鑑意義。然而歷史無法重複，任何危機都具有特殊性。唯有吸取歷史教訓，而不是固守所謂的“歷史模式”，才能更加有效地應對危機。中國在新冠疫情危機應對方面之所以高效，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吸取了2003年“非典”時期的經驗教訓。如果將危機應對的“歷史模式”奉為圭臬，引以為豪，那麼在新的危機降臨之時，也必將重蹈歷史覆轍。然而“美國後來居上贏得疫情勝利”的文章將疫情比作兩次世界大戰，稱其符合美國“開始時表現糟糕，隨後通過戲劇性轉折贏得勝利”的“歷史模式”。而且文章認為，雖然美國疫情已經導致超過56萬人死亡，但美國不是疫情的“受害者”，反而將居於“日益強大的地位”。

也就是説，在持這種觀點的人看來，美國的這種“歷史模式”是無比正確的。但不幸的是，如果證明這種“歷史模式”的正確性需要以數十萬人生命為代價的話，那麼這種“歷史模式”無疑是歷史上最糟糕的模式。在全球傳染病防控領域，如果説有什麼“歷史模式”的話，那麼也應該是基於科學、堅持以民為本、生命至上，舉國上下眾志成城、堅決抗疫的模式。

第三，唯有實際行動才能彰顯“全球抗疫領導者”地位。美國確實曾在全球衞生治理領域發揮全球領導者的作用。無論在1950年召開的第三屆世界衞生大會上美國對衞生治理多邊主義的承諾和強調，還是美國對世衞組織發起的全球根除天花運動慷慨支持，都彰顯了美國在全球衞生治理中的領導力。但隨着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特別是經過了特朗普政府，美國與全球衞生治理領導者的角色漸行漸遠。

但以上述文章觀點為代表的一些人卻認為，美國應當向全世界宣傳美國的“開明領導”，美國依然有很好的機會把自己宣傳成“全球抗疫領導者”等等。但事實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一直在以“實際行動”證明其並未在這場人類共同危機中扮演好“全球抗疫領導者”。例如，拜登政府繼續前任特朗普政府援引《國防生產法案》的政策，在印度疫情全面失控的情況下，依然維持美國政府對新冠疫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鑑於印度是全球疫苗生產大國，一度承擔全球60％的疫苗生產，美國對疫苗原材料禁止出口的做法無疑給全球疫苗接種進程蒙上一層陰影。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國內疫情防控工作確實取得不小的進展。例如隨着美國國內疫苗產能增加，美國國內疫苗接種率已經超過30%。但如果認為現在“是該重新定義誰才是贏家誰才是輸家”的時候了，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充滿諸多變數的背景下，將傳統國際政治中的輸贏心態或“零和博弈”置於衞生外交政策之中，實屬不智之舉，這不但不利於大國之間開展疫情防控合作，而且有違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因此，如何使國際社會在“政治化”病毒方面實現免疫，對於實現人類傳染病疫情中的“羣體免疫”至關重要。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有國家命運與共，只有同舟共濟，協力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才是實現全球衞生安全之道。（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