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增偉：療治新冠“後遺症”需綜合施策

近期，新冠疫情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反覆，特別是印度疫情失控，令人揪心。不得不説，疫情的影響遠遠沒有結束，它所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的缺損或功能性障礙無法被忽視。而且，疫情作為一種流行病症，僅僅控制住是不夠的，治癒才是根本目標。因此，治療和治癒疫情“後遺症”就成為控制病情後的必經之路，也成為擺在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面前的課題。

首先，後疫情時代各國呈現分化式復甦局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報告預測，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達到6.0%。但分國別和地區來看，呈現四種不同的復甦態勢。第一種也是情況最好的是中國。IMF預計，2021年中國將實現8.4%的增長。第二種是2020年出現明顯下降但2021年能夠恢復到2019年產出水平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和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第三種是2020年出現了明顯下降、2021年能夠恢復增長但仍然難以達到2019年產出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歐元區大多數國家及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國。第四種是2020年出現了明顯下降、2022年也難以恢復增長到2019年產出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歐元區國家及英國、墨西哥、南非等國。

第二個領域是產業的分化，這體現為幾個方面。一是傳統行業的衰落與新興行業的興起。在此次疫情中，受衝擊最大的製造行業是汽車和紡織，受衝擊很小且很快得到恢復的是電子行業。疫情促進了一大批新興行業和企業的誕生，如醫療行業的預防性醫療和互聯網醫療、外賣服務、機器人零接觸服務員等新興產品、服務和行業，加速了新舊產業的更替。二是產業發展的需求導向更為顯著。一個產業要想在後疫情時代站穩腳跟，並且迅速實現復甦，需要站在需求方面的角度考慮問題，並制定相關發展戰略。三是政府扶持與刺激計劃較以前發揮着更重要的作用。這尤其適用於傳統產業。一旦政府的扶持縮減，傳統產業可能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

第三個領域是貧富之間的分化。倫敦證券交易所等機構去年底的一份報告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即超級富豪在疫情中所損失的收入都通過較低税額的資本收益形式被出售、收購，以這種方式超級富豪所賺取的利潤大大超過了其損失。這一新的貧富差距被低估了。而其他研究也表明，西方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政府計劃沒有對縮小貧富差距作出貢獻，反而使得富人成為主要受益者。

其次，各國應對疫情不同做法，是影響復甦態勢的重要因素。從中美對比來看，2020年我國財政赤字為3.76萬億元，赤字率為3.7%。而美國2020年的財政赤字為3.13萬億美元，赤字率達到15%左右。即使把我國發行的抗疫特別國債考慮在內，財政支出佔GDP的比例也比美國低很多。從貨幣政策來看，我國央行基礎貨幣供應量從2019年底到2020年底增長了1.9%，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了10.1%；美國基礎貨幣存量從2019年底到2020年8月增長了40%，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了24.9%。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我國經濟恢復的速度快、力度要比美國大？在我看來，主要原因是我國政府統籌抗擊疫情和經濟發展，從供給和需求兩端同時發力、採取一攬子措施。除了採取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國內需求之外，還採取了一系列供給側改革和管理的政策，如疫情防控時各級地方政府針對企業的需要及時疏通物資運輸通道，在員工招聘、復工等方面開闢綠色通道等等，為企業復工復產提供多方面的幫扶政策。而美國主要依靠需求刺激政策，儘管需求刺激力度看起來比我國大，但由於供給端反應遲緩，供給與需求耦合比較緩慢，反映在產出恢復上就比較緩慢。

最後，抗擊疫情和治療“後遺症”需要加強國際合作。我們知道，各國為抗擊疫情紛紛出台了力度空前的貨幣政策，但從前面的分析看，有些國家的效果並不是很好。我個人認為，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在疫情期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嚴重衝擊，使得建立在全球分工協作基礎上的產業體系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其中也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這就是美國等國出於所謂戰略競爭的需要，企圖組建美國領導下的戰略同盟，有意為全球經貿合作設置障礙。這不僅不利於全球抗擊疫情，也不利於療治疫情“後遺症”。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是世界上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各種抗疫物資的生產規模在全球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同時中國又有抗擊疫情的成功經驗。希望國際社會重視中國的作用和良好意願，同中國加強合作。（作者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本文是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