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日本需要一個與時俱進的對華定位

日本近來一改維持、改善乃至推動中日關係開闢新時代的善意，不顧兩國關係已進入正常化階段，攜手推動東北亞區域合作進入新階段的利好現實，與美歐等一些西方國家，不斷鼓譟疫情下乃至後疫情走勢中的“中國威脅”。從美日“2+2”會談點名道姓劍指中國，到日美首腦會談宣言時隔52年提及台灣，從日英“2+2”聯手抵制中國與印太地區合作，再到倫敦G7對中國人權進行夾槍帶棒的渲染，日本配合美歐或含沙射影或明火執仗的對華“強硬舉動”，還有昨天日本一如既往地宣佈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本月底的世衞大會，説明日本對華定位已從中日恢復邦交以來的地緣鄰居、友好交流、經貿夥伴、協商對象，開始向地緣對手、遏制對象、最大威脅、世界風險轉變，其中有日本基於內政及外交走勢的對華博弈考量，但更多則是折射了其對華定位不能與時俱進，陷入了以對華強硬復逞強的時代誤區。

一是日本的對華定位始終瀰漫着不可名狀的優越感。關於這一點，從日本在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躋身西方列強行列的明治維新伊始的對華定位可見端倪：“工業的日本，農業的中國；海洋的日本，陸地的中國。”日本多年以亞洲經濟領袖自居，站在將鄰居置於工業品傾銷地、資源來源地、原料掠奪地、市場開發地的利己視角與中國交往，這也註定了日本對華定位下的侵略性與野蠻性。即使中國抗戰勝利、日本咀嚼戰敗苦果、中國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也並沒有扭轉日本長期形成的對華優越感，也註定了心理層面無法坦然接受中國的崛起，其對華定位也因此始終無法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

二是日本的對華定位始終充斥着左顧右盼的兩面思維。兩面價值讓日本對華定位形成了既要長期對華賺錢，還要提防乃至遏制的兩面思維，毋庸置疑，在包括對華交往中立足兩面性符合日本戰略選擇及現實訴求，從兩國求同存異的角度也無可厚非。但近來日本兩面思維出現明顯一邊倒的失衡，在對華定位的把握靈活性與展示強硬性上，越來越不顧經濟界利益，越來越側重向強硬姿態狂奔。在地緣掣肘與鄰里合作判斷上，越來越忽視友好相處的呼聲，越來越側重向地緣施壓及遏制傾斜。兩面思維天平向負極的快速下墜及社會不斷瀰漫對華的負面情緒，使日本對華交往走向失去客觀及理性判斷，也註定了其對華定位同互利共贏的與時俱進漸行漸遠。

三是日本的對華定位始終幻想着得到歐美勢力的染指。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推動國際化的“脱亞入歐”，挾洋自重的諸多甜頭，都讓日本對藉助域外勢力情有獨鍾。從19世紀的日英聯盟，到20世紀的美日聯盟，再到21世紀的美歐日攜手，歷經冷戰和後冷戰，日本對華定位從藉助域外勢力中得到不少所謂的實惠。現在，這種指望歐美勢力再度介入印太並抑制中國的思路正在不斷變現。從日澳強化雙邊準軍事同盟，到積極引英法德軍力入亞助威，從主導美日印澳聯手遏制，到躍躍欲試衝刺“五眼聯盟”，日本試圖借歐美之手鋌而走險再次阻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用意已難以掩飾。

對日本來説，現階段及今後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對華定位？這需要日本擺脱所謂的優越感和遏制感等固化思維的桎梏，審時度勢看清日益強起來的中國崛起的不可阻擋，高屋建瓴地認清這樣一個互利現實：從隔海相望近鄰的角度，中日是搬不走的鄰居；從悠久歷史格局的長度，兩國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從和平與發展的高度，中日合則兩利；從區域一體化的廣度，中日深化RCEP等合作利己利他；從經貿戰略互惠的深度，

兩國經濟依賴有利福祉民生；從人文交流的尺度，文化浸潤的親和力猶在。釐清這樣的大背景和大趨勢，不難看出，日本對華定位可以做到既清晰又明亮，不需如此複雜及那麼費思量。希望日本政府能順應經濟界及主張兩國友好的訴求，走出遏制乃至排除對手的舊式思維誤區，展現中日攜手推進區域一體化和連帶感的寬闊胸襟，推動東亞及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映日荷花別樣紅。（作者是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