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別把美式橄欖球爛招用到貿易上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琦近日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為了創造一個公平的貿易環境，美國需要新的貿易工具來應對中國”。這種暗含自己是“公平貿易環境”創造者，自選道德高地的做法有點可笑。

過去3年間，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是一個近在眼前的典型單邊主義非公平貿易做法。一開始，美國打着平衡貿易的旗號，不僅要求中國為美國的貿易赤字買單，而且單方面給中國輸美產品增加25%的懲罰性關税。着眼於國際合作大局，中國建議儘可能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很快，美國又把貿易問題上升為技術問題，並進一步上升到將核心企業列入負面清單的長臂制裁；再以此為基礎上升到產業層面的惡意競爭，通過制裁和禁運，打擊中美多年建立起來的供應鏈網絡。這還不夠，為了給自己的蠻橫做法造勢，美國將貿易戰上升到模式、制度以及文化衝突的高度，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和指責。除了通過關税及制裁等手段破壞中美貿易環境，美國還單方面增加歐盟、加墨等國關税，以可能退出世貿組織威脅全世界。這種極限施壓的假談判方式，另搞一套破壞國際貿易機制的行為，凸顯美國是國際貿易環境的破壞者。

拜登政府上台以後，本應該像其競選時向美國和世界承諾的那樣，糾正特朗普時代的錯誤，回到國際貿易正軌上。但事實卻是，不僅沒有糾正錯誤的關税和制裁措施，自己又直接坐到了國際貿易體系的駕駛座位上，發起號施令來。就像戴琦所説，要在貿易工具中附加“糾正中國人權問題和糾正強迫勞動”等條件與中國展開貿易談判。

從理論上看，戴琦將貿易與政治和人權扯到一起的説法是荒唐的。首先，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是“希克斯-俄林”的生產要素稟賦理論。其大致邏輯是，兩個國家各有自己的資源稟賦，如果按照各自的資源構成進行生產，滿足各自國內的消費者，這樣得到的社會福利水平不如兩個國家跨區跨境進行資源整合，進而在更大的範圍內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生產，以滿足兩個國家的消費者整體獲得的社會福利總水平來得高。“希克斯-俄林”理論告訴我們，貿易就是貿易，不能與人權及意識形態等內容相混淆，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強加到別國頭上，嚴重違反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

貿易產品是私人品，私人品消費具有競爭性、排他性和可切分性，它遵從效益經濟學原理。但是人權和勞動安全等是公共品，不具備可切分性、競爭性和排他性消費，無法貿易。商品可買賣，人權不可買賣。公共品建設與私人品貿易不能混為一談。公共品的建設，尤其是人權問題，以及尊重勞動者意願這種倫理道德問題，需要各國之間互相協商、達成共識，並自覺自願建設，不能任由某個國家自説自話、自設道德高地，運用強權給國際秩序畫圈，指揮甚至霸凌其他國家。只有全球統一遵循的基礎公共品，才具有強制性，這需要國際機構來完成，而不是單一國家，在未經其他各國同意的情況下，強制其他國家遵循自設的公共品建設原則。甚至還通過受控的新聞媒體向全世界傳播錯誤、扭曲的信息，憑藉自身對“強迫勞動”的斷章取義片面理解來脅迫它國就範。

再從實踐層面上看，美國新一屆政府的自信也缺乏現實基礎。過去3年，美國對中國單方面發起貿易戰對自己產生的傷害要遠遠大於對中國產生的傷害，實質上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數據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升至2012年以來最高水平，美國外國直接投資下降49%，降幅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最新發表的報告，指中美貿易戰高峯時令美國損失24.5萬個就業崗位。

不可否認，美國仍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技術和一些創新領域，相對中國有比較優勢，中國過去也更多以國內市場來換取美國技術。美國實行貿易封鎖之後，中國走上更加獨立自主的道路，破解“卡脖子”技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高了，中國企業在芯片、操作系統等前沿技術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進步。可以想見，隨着中國逐步實現“卡脖子”技術突破，面對貿易戰的經驗也日漸增多，美國日後可以與中國展開貿易戰的“薄弱點”及所帶來的收益會越來越少，其對中國社會層面所能帶來的影響效果會越來越低，其通過經濟戰和科技戰試圖從政治上打壓逼退中國，阻礙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必然越來越難以實現。經歷過貿易戰洗禮的中國經濟，將有更多底氣和信心堅持走下去，正可謂“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希望拜登政府在處理國際貿易問題時，遵循基本的貿易道德和貿易規律，不要試圖通過無底線的、比狠、比爛的方式來獲取勝利，這種用於美式橄欖球賽場上的惡性競爭方法，不應出現在國際貿易中。（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