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開放合作仍是對外關係發展基石

俄羅斯日前批准了一份“不友好國家”清單，包括美國和捷克兩國。根據這一認定，俄羅斯政府可以根據“關於針對外國不友好行為採取相關反制措施”的總統令，對相關國家採取措施。這一措施目前主要是限制相關國家僱用俄羅斯公民的行為。莫斯科的這一舉措，是俄羅斯與美國和捷克惡性互動的結果及象徵，有其必然性、正當性和獨特性。國內有一些聲音認為，中國也需要制定一份“不友好國家”清單。筆者認為，俄羅斯的這種做法並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國家，因為各國的對外關係，都存在着一定的差異。

從表面上看，中美關係和俄美關係有相似之處，都有對抗性，但根源、路徑和發展方向是有明晰差異的。中國與美西方的關係，是新時代、大變局下國際格局重構、國際秩序再造的問題。這是中國作為一種新生力量、新興國家，與美西方既得利益陣營之間的摩擦、衝突、競爭、合作與再適應的一個過程。中國與美西方的互動結果，一定程度將決定且代表着國際政治的未來。俄羅斯與美西方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是冷戰餘波在新變局下的繼續。這一博弈的結果，將決定着人類社會如何徹底終結冷戰格局，如何向過去告別。在這種情況下，美俄之間與當年的美蘇關係仍然有很多類似之處。兩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是相互隔離的，對抗對雙方而言都是低成本的。中美關係則是在全球化、信息化進程中建立出來的新關係。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對美西方政策的制定，會基於中國國情、政策取向和經濟結構。

首先，推動全方位對外友好、合作，仍然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自從走出革命戰爭年代之後，我國就走上這條道路，且已經為我們贏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為繼承這一外交原則，中國先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質上是化消極合作，為積極作為的友好合作。中國當然也會對抗、也敢鬥爭，但對抗和鬥爭只是中國對外政策手段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更不是目標。

其次，全面改革開放的發展路徑取向，仍然是我們定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自從1979年與美國正式建交、開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文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中國與美西方國家關係，從衝突對抗向合作共贏方向的轉變。改革開放就是要向主要的消費市場開放，向主要的原料來源地開放，向先進科技的誕生地開放，向發達的管理經驗產生地開放，向繁榮的金融市場開放。而這些，目前仍以美西方為主。因此，我國的對外關係是全方位的，當然也包括對美西方的開放。

再次，中國的經濟結構以及與世界經濟的密切聯繫，是我們思考問題的主要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不僅在國內適用，在思考對外政策時也是有效的。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雖然從最高時的60%左右下降到當前的30%左右，內需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地位越來越高。但是由於生產的國際分工，我國對國際生產鏈條的依賴度仍然很高。這使得我們無法選擇前蘇聯式的對外政策，只有兩條應對路徑：一是，努力提高自己在國際生產鏈條中的地位，以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塑造權；二是，努力提高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以本國經濟的超級體量來換取更大程度的外交穩定性和吸引力。

最後，中國開放和諧的文化特徵，是我們制定對外政策的核心思維來源之一。自古以來，中國就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侵略型、對抗型國家。沙漠、高山和大海，基本上限定了中國的疆域範圍。適可而止、中庸之道，可能正是中華文明持久不衰、避免陷入過度擴張陷阱的大智慧。在人類歷史上，有那麼多武功赫赫的戰爭強國，大多都消失無蹤了。因此，除非是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要讓廣大中國人民主動選擇一種長期的對抗性、擴張性對外政策是比較困難的。在現實中，也無此必要。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雖然持續性緊張，但在雙方的可選擇解決方案中都沒有考慮短期對決，長期共存、長期競爭和長期合作並存的複合狀態，才是符合中國利益和國際政治現實的選擇。（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