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自尊自強，找回香港青年的愛國情懷

迴歸近24年後，“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成了部分香港青年，甚至從未經歷過殖民統治、迴歸後出生的新一代，理不清、想不透的人生課題。我們的青年怎麼了，是什麼讓他們沒了根，又是什麼切斷了他們的民族血脈，抽空了他們的中國魂魄？

可以説，近現代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國學習西方，追趕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有因自尊而自大、因自尊而自卑自賤，當然還有因自尊而自強。自大影響學習，不會進步；自卑自賤則是失敗主義；只有自強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尊。重建自尊自強談何容易！在這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中，香港雖被英國殖民統治，滾燙的中國心從未與祖國真正分離過。新中國的集體自尊，重建於共和國首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那是志願軍用鮮血換來的。當年在香港的愛國商人、愛國工會，也都義無反顧為維護國家尊嚴，突破封鎖，運送物資支持抗美援朝戰爭。

百多年屈辱史，不能忘記在國人前赴後繼尋求救國的道路上，為維護民族自尊而作出犧牲、勇敢抗爭和自強不息的志士仁人。歷史證明，封建帝制或是資本主義都無法解救中國，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民擺脱落後和屈辱，在世界的交鋒中重拾自信。這是一條中國人自己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自信都發生巨大變化，相信這都是內地同胞的切身體會。

反觀香港問題，有不少香港人與祖國發展嚴重脱節，對於新中國的認知比較膚淺，道聽途説多過親身感受。“一國兩制”實踐之初，內地和香港被簡單化為“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這被認為是對“一國兩制”的維護與落實，這符合當時的背景。但那只是對換了國旗必然愛國，“高度自治”必然以“一國”為前提的理想預期，如今看來顯然過於樂觀。到了2003年“七一事件”後才開始覺悟。

香港擁有一個完全開放、不設防的信息網絡，我們的青年不斷被灌輸兩類信息：“西方民主如何好”和“社會主義如何不好”，並且以此為方針，在教育、媒體、管治方式和文藝等方面進行持之以恆的滲透。加之反對派煽風點火，蓄意扭曲“一國兩制”，總以“高度自治”、國際標準為由，對祖國避之不及，逢“中國”必踩。不誇張地講，迴歸後的青年仍然在被動接受殖民教育，部分便成為“顏色革命”的助燃劑。截止2020年底，“修例風波”中有超過一萬人因為涉暴被捕，其中四成是中學生，這是對香港全社會，特別是教育界的沉重審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個教訓，徹底改革，拯救我們的孩子。

回顧香港教育發展，開埠之初殖民政府將香港原居民認定為社會階層很低的“流民”，不具備接受義務教育的價值。1900至1911年，記載顯示，有超過七成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受“六七反英抗暴”及民間壓力影響，港英政府於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推行九年強制教育，以期通過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青年福利等培養歸屬感，化解港英政府的認受性危機。教學仍以英文為主，傳統愛國學校更是長時間被排擠在政府資助系統之外。可見，港英政府實行的教育方針始終以有利於殖民統治為目的。

香港的教育政策雖然隨時代需要而有發展更新，但唯一百年不變的是國民教育的缺席，造成青少年普遍國民意識的薄弱。香港迴歸後沿用殖民時期教育體制和施政理念，這就讓別有用心之徒鑽了空子，實施逆向愛國主義教育。迴歸後成長的一代青年學生，從反對國民教育發展到最終走上街頭，搞“港獨”、暴力、攬炒，將賣國求榮的英美代言人奉為偶像。如此教育顯然出了大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目前的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是否與“一國兩制”相適應，是否能夠培養出愛國愛港的棟樑之材。

另外，香港早已推行兩文三語教育多年，中文（粵語）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然而以公務員隊伍為例，在工作中更推崇英文，刻意邊緣化中文的使用，以能操漂亮英語為優越，更有以不懂中文為榮的做作。語言即是文化，這何嘗不是戀殖思想在作祟？我們當然應該鼓勵學習外語，也可以懂外語而自豪，但絕不能以此做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淘汰，做身份認同。港人的身份自信難道來自英語，來自殖民歷史嗎？由此可見，文化殖民令人意識扭曲變態，惡劣影響深遠。

回望迴歸前，內地和香港製度上的不同，沒有阻礙經濟上的合作發展；意識形態對立也沒有造成同胞之間太多思想和文化上的誤解與隔閡。國家觀念、國民意識從來不只是主權維護和憲制責任，還有文化認同、傳承與尊嚴。愛國教育，不是一門叫作“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學科，而是流淌在每個公民血液裏熾熱虔誠的家國情懷。當血脈相通，匯聚在一起形成的社會向心力，就是對青年們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

所以，在我們質問香港青年為何不愛國時，我們要首先思考是什麼阻礙了培養香港青年的愛國情懷：教育青年的老師愛不愛國？管治社會的高官、公務員愛不愛國？掌管輿論大權的媒體愛不愛國？更要問一問，迴歸後沿用港英政府的各種制度到底愛不愛國？如果這個社會運轉的邏輯出了問題，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責備青年？（作者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聯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