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超：巴以新一輪衝突三大後遺症

在埃及的調停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斡旋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5月21日凌晨達成停火協議，2014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新一輪巴以衝突暫告一段落。不過，戰火雖停，但後遺症明顯，它給巴以和平以及中東地區穩定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此輪巴以衝突之所以發生，固然與敏感的齋月期間以色列限制穆斯林參與伊斯蘭聖寺的活動，以及有意剝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財產有密切關係。不過，這些因素只是引發衝突的導火索，衝突實則另有深層次的複雜背景。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來説，這次衝突的到來太及時了，可謂“一場意外的驚喜”。處於內外交困的內塔尼亞胡正需要一場危機。

衝突爆發前，內塔尼亞胡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與以色列內政有關。在剛剛結束的兩年來舉行的第四次以色列議會選舉中，內塔尼亞胡依然未能取得明顯優勢。與過去相比，他領導的利庫德黨優勢地位持續削弱。內塔尼亞胡以及利庫德黨能否繼續執政面臨巨大挑戰。在衝突爆發前，大家都在討論以色列是否要進入“後內塔尼亞胡時代”這一話題。內塔尼亞胡急需一場外部危機來解決自身面臨的執政危機。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句話此時用在內塔尼亞胡身上非常貼切。

二是拜登上台對內塔尼亞胡和以色列提出嚴峻考驗。對內塔尼亞胡而言，拜登上台意味着特朗普時代美以“蜜月期”的終結。拜登政府至少在三個方面對以色列提出挑戰：首先，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美對以色列的關注與依賴下降，雙方利益與政策分歧上升。

其次，拜登的伊朗政策與以色列存在戰略性分歧。拜登延續奧巴馬的政策，不僅要與以色列最大敵人達成核協議，允許其保留濃縮鈾能力，還與其緩和關係，以色列對美國一貫的安全承諾因此產生懷疑。

再次，拜登在巴以問題上奉行“去特朗普化”政策。在耶路撒冷問題、定居點問題、“世紀交易”、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地位等一系列問題上，拜登均與特朗普立場迥異。特朗普政府在中東關注三件事：幫助以色列、遏制伊朗和賺錢。對巴以衝突，特朗普政府強調承認現實，讓以色列幹想幹的任何事情。而拜登在中東只關注達成新的伊核協議，對巴以問題興趣不大，同時希望對以色列保持一定約束。對特朗普翁婿力推的“世紀交易”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新一輪關係正常化，拜登雖明面上贊成，但實際上嗤之以鼻。

因此，對內塔尼亞胡而言，哈馬斯發射的上千枚火箭彈猶如一場及時雨，他希望藉此實現一箭雙鵰：對內穩固自身政治地位，保住總理寶座繼續執政；對外借此對拜登的以色列政策、“世紀交易”效果進行測試。從目前來看，內塔尼亞胡的目標應該説已經實現。這也是他宣佈這輪巴以衝突取得“勝利”的原因。在內，衝突的結果有助於維護內塔尼亞胡的地位，推高他本已下跌的聲望，內塔尼亞胡時代有望繼續維持。在外，拜登政府以及阿聯酋、蘇丹、巴林和摩洛哥四個與以色列新近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對本次衝突反應謹慎、低調且有限，這也讓內塔尼亞胡放了心。

目前，各方都在總結本次巴以衝突的得失、輸家與贏家。不過，從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得出結論，本輪巴以衝突至少留下三方面的後遺症。

首先，就以色列而言，以色列政治右傾化正一路走到底。多年前，筆者曾提出，以色列需要有新思維的強勢領導人，才能進入佩雷斯所倡議的“新中東”。從沙龍到內塔尼亞胡，以色列政治一成不變，無法適應新的時代，也在逐漸脱離這個時代。

第二，美國對以色列的約束日益無力，以色列固執地走着自己的路。對於巴以僵局以及日漸走入死衚衕的中東和平進程，特朗普強調讓巴勒斯坦人接受殘酷現實，拜登則心生絕望而失去參與的興趣。從特朗普力推“世紀交易”到拜登政府在此輪衝突中無所作為，內塔尼亞胡自認已經測試出拜登政府的底線：他可以像在特朗普時期一樣繼續為所欲為。

第三，新一輪衝突用血腥事實證明以色列與阿聯酋等國達成的“亞伯拉罕協議”的穩固性。2020年9月，阿聯酋等四國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震動。不過，這樣的新聯盟能否經受住巴以戰火的考驗還不得而知，以色列對此也沒有底。通過本次衝突的測試，內塔尼亞胡應該感到放心了。他會認為，以反伊朗為支柱的以色列與阿拉伯聯盟關係是穩固的，新的阿拉伯盟友是可靠的。對以色列而言，無論是在針對巴勒斯坦的鬥爭中還是圍堵伊朗的地區衝突中，這一新聯盟都意義重大。（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