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董一凡：經濟復甦差異埋下美歐分歧伏筆

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以來試圖通過重新強調民主價值觀、重新鞏固同盟務實關係、重新恢復多邊合作等重塑跨大西洋關係，美歐似乎重新走近，雙方在地緣政治、價值觀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協調明顯提升。

對於拜登政府推動美國對外政策部分“去特朗普化”，歐洲不無期待，認為新冠疫情、經濟衰退、氣候變化、技術競爭、中國崛起等都是美歐應當共同面對的“挑戰”。一些人認為拜登執政有望改善美歐經貿關係，重振雙方在多邊主義和國際機制領域的合作，有歐洲媒體甚至稱拜登為近一個時代以來“最具有大西洋主義精神的總統”。拜登執政之初就參加了以歐洲盟友為主體的七國集團領導人線上峯會以及慕尼黑安全會議視頻峯會，6月還將其海外首訪選定歐洲，將對歐外交視為重塑同盟關係的重中之重。

美歐經貿關係的緩和同樣引人注目。近期，歐盟將開始與拜登政府就取消美國對歐施加的鋼鐵關税進行談判，歐盟也同意推遲原定6月1日生效的對美國威士忌、摩托車、船隻和其他產品加徵關税的計劃。美歐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將展開正式磋商，以解決困擾全球鋼鐵和鋁行業的問題，並同意為解決導致關税的爭端“開闢一條道路”。雙方這一舉動不僅是為拜登之後的訪歐營造良好氛圍，也有望終結特朗普時代美國對歐發起的關税戰，為兩國經貿關係穩步發展增添新動力。

但在“特朗普主義”餘波以及新冠疫情衝擊的背景下，美歐經濟競爭不會徹底消失，而是以新的維度和麪貌出現。有西班牙學者認為，美歐就經濟復甦的公共開支計劃力度和速度都令人驚歎，拜登政府提出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復甦計劃以及2.2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加之特朗普時期提出的1萬億美元經濟救助計劃，美國經濟復甦注入的資金將是歐盟及其成員國救助和復甦計劃規模的數倍。同時，美國此次的救助計劃極具“國家主導”色彩，包括面向個人和家庭的直接財政援助，以及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向基礎設施領域最大規模的政府直接投資，而且這些政策明顯受到美國國內社會經濟訴求和黨派政治博弈的雙重影響。

相對而言，歐盟的經濟復甦計劃更多受到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與產業扶植思維的影響。在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緊急援助計劃中，相當部分資金是給予企業的“就業補助”，即補助企業在疫情期間開工不足情況下仍向員工發放部分薪水，以此“保住”就業崗位，這體現了歐洲經濟模式中重就業、穩社會的傳統。同時，歐盟認為經濟復甦計劃不是單純靠“輸血”來提振內需和通脹等，更將相關公共財政擴張與經濟模式、產業結構轉型相結合。因此，歐盟提出的7500億歐元“下一代歐盟”復甦計劃與歐盟經濟綠色化、數字化轉型緊密聯繫，大量資金直接支持氣候和數字相關項目與產業，包括可再生能源、芯片、氫能、人工智能、電池等新興領域。

美歐在經濟復甦政策上的差異，可能造成兩方面的分歧。一方面，美國的刺激政策中雖然也有對能源轉型、科研創新等方面的支持，但大部分資金仍屬“直升機撒錢”，最終主要刺激的是國內消費，難以觸動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而美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美國海量國債增發，進而會對全球資金流動造成巨大虹吸效應，使美國重回依靠美元霸權吸血世界的老路，也給歐盟融資成本和歐元維護其穩定性帶來負面影響。另外，美國公共財政資金刺激國內消費市場，卻很有可能重新推高美國海外貿易逆差，拜登政府任內雖然不太可能對歐採取新的單邊主義貿易措施，但未來的美國政府很可能在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力量推動下，重拾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

另一方面，歐洲將數字化、綠色化與經濟復甦結合，也將意味着其希望在新興產業中打造更強的競爭優勢以及產業鏈自主性，以後勢必導致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大國在技術、市場份額、關鍵原材料等方面出現競爭。而美國在拜登政府任內也發佈了保證關鍵供應鏈和芯片等產業發展能力的政策規劃，並且更多的是希望盟國能夠聽命於自己、打造服務於美國利益的供應鏈與產業體系，從而能使美國保證技術、原料、中間產品“安全供應”，牢牢掌控關鍵環節。但美方的這種政策規劃與歐盟“戰略自主”理念南轅北轍，將限制美歐在相關領域的合作程度。

在相關產業的規則領域，雙方博弈將更為複雜。在數字經濟領域，歐盟主張嚴格監管數字企業，歐委會針對運營網絡平台的“數字守門人”已經提出《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兩項草案。歐盟這麼做的重要動力，就是認為歐洲在這一領域已遠遠落後於美國，歐盟需要設定對自己有利的競爭規則以便讓歐洲企業趕上，因而主張推進大規模的產業政策。如果拜登政府傳遞與歐盟降低貿易摩擦、加強協調的信號，歐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軟化監管立場，但如果疫情復甦艱難，歐盟還是會設法限制美國科技企業。在綠色低碳領域，歐盟力主的“碳邊界税”已遭美方警告，而綠色金融等領域的規則之爭也將更趨激烈。

因此，美歐從經濟到地緣政治的“道路分歧”不會隨着拜登政府對歐政策調整而被徹底扭轉，拜登政府也不足以讓歐洲放棄“戰略自主”的目標。雖然歐洲依然將美國視為不可或缺的盟友，但歐洲心知肚明，與美國的關係已經步入“該合作時合作、該競爭時競爭”的新階段，“競爭性夥伴”的定義或許更適合當前的跨大西洋關係。（作者分別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歐洲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