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永恆：“科學主義”與“人文精神”

近年來，輿論圍繞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批判越來越多。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安德魯·阿伯特撰寫的“博士培養正淪為‘龐氏騙局’”是新近引起不少國內學者共鳴的一篇文章，阿伯特認為，人文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卻採取自然科學的方法，現代學術體系已成為一個“龐氏騙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的科學主義精神對中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過去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是在已有的話語體系中，通過素材的

“編輯”，加上個人的體驗與感悟來形成成果。自然科學的精神與方法引入以後，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重大改變。其核心就是尊重學術界公認的研究範式，注重研究變量的控制和數據採集，尤其看重統計方法的應用，通過量化的統計分析得出確定的結果。

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研究方法規範，具有了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和可控制性、可重複性。第二，數據收集、量化分析，尤其是像經濟學那樣搞出數學模型，讓研究的結果顯得精緻，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確定性和科學性，減少了研究過程以及相關成果表述的隨意性。第三，促進了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化。由於有相對標準化的方法和特定的學術範式使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具有了可交流性。研究路線設計、大數據收集、結構方程、迴歸分析、雙盲實驗、統計處理等等，越來越成為公認的學術話語。無可否認，在自然科學精神的影響下，隨着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出了很多成果，也顯示出了“科學”的樣子。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也引發了人們的一些擔憂。第一，“方法中心”的態勢居高臨下。看一個研究成果的價值，首先看它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有沒有控制變量、採集數據，是否形成統計分析報告，而“問題”的意義和價值，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思路反而變成了次要的東西。包括培養博士生和碩士生，看他們的研究成果，首先就是看方法和設計思路。方法當然重要，但這種方法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導致一些研究成果內容空洞，目中無人。有方法，但缺少問題意識；有技巧與清楚的研究路徑，但研究問題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淡漠，研究的真正意義被削弱了。

第二，科學主義有可能讓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失真”。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內容最大的特點是具有多樣性、不確定性、情境性、可變性以及研究條件的非可控性等，這些特性恰好是社會科學本身應有的“靈性”。方法中心、統計分析、模型建構可能適應社會科學某種特定的研究領域和範疇，但也可能把研究引入歧途。如果我們的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把重要的事實、材料、數據、解決的方案還原成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它還有社會科學本身的特點嗎？還有“人文性”嗎？

第三，科學中心主義導致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輕視。科學中心主義者容易看到社會科學中“不科學”的地方。缺少精確的方法，沒有清晰穩定的研究範式，研究不具可重複性等，都是其批評的理由。本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解決我們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重要領域，它們研究的使命不同，解決的問題不同，所採用的方法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科學中心主義往往導致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輕視，也削弱了學校中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

社會科學要有“科學”的樣子，但也應有自己的使命感，有清晰的研究領域與問題，尤其不應該丟掉人文精神。

何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第一，對人的關心，對人類命運的關注。這就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問題。問題比方法重要，使命比“建模”重要，是問題與使命讓“方法”顯示出獨特的價值，而不是相反。有了這樣的價值取向，也許我們就能更加冷靜地看待研究方法的取捨，不被方法中心主義所支配。社會科學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人以及人類社會，在這樣的視野下來選擇科學研究的方法，才是社會科學中應有的人文精神。

第二，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承載它的文化。社會科學研究的不同領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中國中西部文化差異較大，同時也都受到外來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教育和扶貧問題研究的思路、範式、方法上要遵循不同的文化特點，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把研究條件和內容控制得那麼“純粹”。

第三，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有自己的“情商”。研究者個人的生活經驗、感悟和創新精神，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的共命運感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都深刻地影響着社會科學研究。看了《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你能感受到其中研究成果的科學精神：注重史料、收集數據，基於證據的客觀冷靜的描述，儘量避免評論性的話語以減少主觀色彩，這些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體現西方科學精神的學術範式。但這些著作會給你留下一種“冰涼”的感覺。這些“外來”作者，大都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缺乏感同身受的體驗，更沒有同中國人發自內心的“對話”，有“智商”，缺“情商”。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研究領域上雖有分工，但都有共同使命。自然科學在堅守科學主義的時候，需要一種人文精神；社會科學在體現人文精神的時候，也要學習科學精神。過度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科學主義精神，甚至把某些研究範式與方法當成一種僵化的教條，就會讓研究失去應有的情商，導致文化視野的空洞，從而失去社會科學研究本該具有的創造性；但社會科學研究過度強調人文性，又可能讓研究失去應有的客觀性、規範性和精準性，從而帶有太多的主觀色彩。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科學與人文精神如何平衡，恐怕永遠是一個沒有確定結論的問題。也許並不需要精確的結論，而是處理好這兩種精神的價值導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應該相互交融與尊重。任何文理相輕的價值觀以及因自然科學成就而貶低社會科學的現象都是錯誤的。（作者是四川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