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凱：應多鼓勵學者向外發聲，佔住舞台

作為一名中國智庫學者，我每年接受的國內國外各類採訪差不多達500多次。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中國向外發聲，尤其是對美西方發聲的不易，當我們向他們講述中國故事時，許多時候他們不願意聽，即便聽了也不懂，即便聽懂了也不接受，以至於就中國改革開放的過往成就、現狀及未來走勢這樣的基本問題都難以達成一致。這樣的現實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又該如何去改變？

上世紀80年代，我作為外交部翻譯，曾數次參與接待基辛格來華訪問，常聽他講起當時來華訪問前，美國政府會發一小筆出差補貼，然而基辛格到了中國內地錢卻花不出去，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可買，每次都要等轉道香港時才能花錢買一些東西帶回國。

40年來，受益於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到2020年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第一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中國與美國GDP規模差距快速縮小，到2021年底，預計將相當於美國的70%左右。二戰結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如此逼近美國的GDP總量。同時，中國當前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30%，高於美國21.2%的貢獻率。

對中國的上述發展成就及未來態勢，我們注意到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間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敍事：我們認為，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流血流汗，踏實奮鬥幹出來的；而美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騙取”西方信任，“偷取”科學技術，“搶奪”美國工人工作的結果。我們一再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而美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任憑中國這樣發展下去，將搶走美國的所謂“頭狗”（Top dog）地位。這些人由此產生了一些複雜情緒，其中既有嫉妒，又有仇恨；既有羞辱，又有自卑。

這兩種大相徑庭的敍事方式，造成現實中我們對美西方發聲的困難，有時甚至陷入一種“雞同鴨講”的局面。進而，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將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甚至潛在敵人進行全方位打壓，舉全國之力防止中國趕超。表現在輿論上，就是與中國唱“對台戲”，爭奪話語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計把中國聲音壓下去，中國對外傳播的任務因此變得更為艱鉅。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我們對外傳播工作應該怎麼去適應和開展？

第一，講好中國故事的根本始終是把中國的事做好。強大的綜合國力是一個國家對外影響力的基礎。越是面對波雲詭譎的外部形勢，越是需要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創造更大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

第二，把自己的事做好卻説不好也不行。中華傳統文明講究謙和內斂，説話留幾分餘地，但在當前國際輿論場上，需要克服這些傳統習慣給我們設置的心理障礙。

第三，需要適應對外傳播新常態。所謂“新常態”，我理解是在當前複雜形勢下，當我們對外發聲或者傳播時，要能夠事先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反應和可能的動作，尤其是負面動作。這就要求我們不能以單一層面來研究對外傳播，應講求多維立體動態的方式方法，思考應該對誰講，怎麼講，用什麼方式講，對方會如何回應，目的是什麼？

在實踐層面，我也有一些經驗和建議。

第一，防止被對方“裝到麻袋當中去”。在國際輿論場上，面對對方的抹黑造謠攻擊，我們需要給予針鋒相對的回應。但同時，我們要謹防陷入對手設置的議題中去，要善於主動提出建議、創設話題。

第二，不能放棄知己知彼的思維方法。疫情暴發之前，我一年飛行旅程達到50多萬公里，即便這樣，依然能不斷髮現一些地區帶給我的顛覆刻板印象的變化，需要每天去學習瞭解變化背後的原因。更不要説西方人，他們對中國的過去也許瞭解不多，許多人沒有親身到過中國，又每天生活在戴着有色眼鏡的媒體所營造出的“信息繭房”中，對這一點我們要給予充分的瞭解與理解。

我們在做國際傳播時，基於不同的國情與民情，需要對話語進行合理的轉換和加工。打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喻，姚明是中國國際形象傳播的優秀典範，他在跟美國人打交道的時候，一定不會整天把他2米26的身高掛在嘴邊，質問美國人的個子為什麼這麼矮？我們在對外傳播時，一定要弄清楚什麼話講了會交到更多朋友，什麼話儘量少説，什麼話需要請別人來説。

第三，應鼓勵國內更多有能力的智庫專家、學者走上國際主流媒體，充分利用接受國外媒體採訪、國際會議交流的機會展示自己，佔住舞台。

同時，學者專家應以更高的站位來處理和應對相關場合，立場一定要端正。學者們的一言一行經常涉及國家利益，在舞台上要能站得住、站得穩，把話説清楚，不僅能夠應付當下場合，也要能經得起歷史檢驗。

國內媒體應該給學者專家以更多支持和承認。以我個人為例，今年3月份我在BBC節目中駁斥主持人對新疆的污衊，被該主持人發佈後受到國內媒體關注，然而事實上過去十幾年我一直在持續做着類似的工作。正是因為國內以往對這方面關注較少，許多人弄不清楚誰在國際輿論場上攻擊我們，誰又在捍衞我們，導致“為什麼專家和媒體沒有衝在一線”這樣的誤解出現。只有在一定曝光度下的相互比較，我們才能進一步辨析，誰在對外發聲，誰講得更好、哪種方式更有利。

第四，對外傳播不能僅靠單一渠道，需要多渠道多層面多角度發聲。其中既要有正式的官方聲音，也要有一些民間的、社會性的、靈活的聲音，來全面多樣地反映國內真實情況。

我們發現，國外媒體經常主動去採訪的國內學者主要集中於幾個人，什麼原因？第一，遇到突發性新聞，外媒經常找不到中國相關部門在緊急情況下回答他們的問題；第二，國內接受外媒採訪需經過層層請示，手續比較繁瑣，一些部門輕易也不願意接受外媒採訪。當然一些外媒記者的提問有時候別有用心，這是事實，但能夠明辨是非也是我們增強對外傳播能力的體現。

因此，一旦發生重大國際事件，或者與中國有關的事件，應儘可能避免因回應不夠及時或者渠道不夠通暢所造成的我方聲音空白，應及時抓住時機比較有效地傳遞我們的真實想法和信息。（作者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副主任，蘇州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