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評世界：做好國際傳播從打破完美主義開始

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是一個老話題。這些年來，中國職能部門一直不斷探索，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進步。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美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這項工作仍有巨大的探索和改進空間。特別是近兩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香港、新疆以及抗疫等議題上，頻頻向中方發難，中國聲音傳不開、傳不遠的問題更加凸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句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的遭遇。*如何適應新形勢、迎接日益嚴峻的國際輿論場的挑戰，“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急需找到新的答案。

5月31日，習主席有關加強國際傳播問題的重要講話，可以説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迄今為止就此問題所作的最系統、最全面的一次闡述，為下一階段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工作指明瞭方向。如果説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多年裏，我們成功地解決了“中國捱打”、“中國捱餓”的問題，那麼接下來要下決心解決“中國捱罵”的問題。

本人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常駐紐約，專責報道美國及聯合國事務，這幾年身處香港繼續從事國際新聞的報道及時評的撰寫，參與講解中國故事，對中國國際傳播的酸甜苦辣以及“中國捱罵”的問題有着切膚之痛。坦率地説，自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國力迅速上升，中國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到後來的“中國責任論”，都是西方國家為中國設置的一個個話語陷阱。*在世界的聚光燈下，涉華題材的報道更多地被置於陰暗的光譜之中，用現在時髦的話説就是罩上了“陰間濾鏡”，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始終不能完整地呈現給世界。

從深層次原因看，兩大制度的對立與較量，一直是國際政治舞台中的一條主線。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和抹黑是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基礎。在美國的教科書中，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列為“邪惡的制度”，儘管我們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法西斯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西方世界的這種制度劃分及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偏見，已經植入西方普通百姓的血液之中。

更重要的是，西方把持着話語權及對民主的定義權，中國被界定為所謂“威權主義”國家。儘管在這場世紀性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戰中，*中國是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國家，但是西方輿論卻轉移焦點，*輪番炒作“病毒源頭”，大肆宣揚所謂武漢“實驗室意外泄漏説”，將一個科學溯源問題搞得烏煙瘴氣，無非是把中國塑造成“生物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徹底陷中國於不義，從根本上抹掉中國的抗疫成就，從而達到否定中國製度的根本目的。

西方刻意對中國進行妖魔化、污名化與標籤化的主觀故意，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也是憑中國一己之力無法改變的，但我們可以改變的是，把中國的事情做好，以增加講好“中國故事”的底氣，同時讓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有更生動的親身體驗和素材向世界介紹一個更真實、更客觀的中國。

習主席要求全國“加強國際傳播的理論研究，掌握國際傳播的規律，構建對外話語體系，提高傳播藝術”。的確，國際傳播是一門大學問，更是一門精湛的藝術，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小學生，更需放低姿態，虛心向西方學習。國際傳播不僅是宣傳和新聞部門的事，也不僅是公共外交領域的工作，更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每一位置身於世界大舞台的中國人，都在用不同形式展現“中國形象”，這是最直接的國際傳播或直播。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將長期處於初級階段，更不必追求完美。反映在國際傳播領域，那就是不搞完美主義。毋庸置疑，中國官員在國際輿論上的謹小慎微，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聲音的傳播。“外交無小事”這句話讓每一位涉外幹部都當起了“外交官”。本人蔘加過多場中國各類代表團境外記者招待會，嘉賓的發言有時感覺十分沉悶，很難從中捕捉到興奮點，有時你甚至覺得這個記者會不是面向外國人的，距離打造“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説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尚有較大差距。如何給他們一定的寬容及自由發揮的空間，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人類已經進入“後真相時代”，特別是特朗普執政那四年，以推特為平台，大肆造謠和撒謊，拉低了做人做事的底線。不要因為特朗普這招一時管用、實用，就跟着仿效，*其實這一切都是以美國長期信譽為代價。*我們在國際傳播實踐中應當秉持這樣的原則：*真話不一定全講，但講的一定要是真話。*少一些政策宣示和空話，多一些平實的語言及情感共鳴，這樣的互動，效果或更好。

當然，*解決“中國捱罵”的問題是一項長期性的工程，甚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説現代化的硬件建設可以吃“壓縮餅乾”的話，那麼國際傳播的藝術、技巧則屬於軟實力的範疇，沒有多少捷徑可走，它是靠“涓滴效應”慢慢積累起來的。俗話説，“樹大招風”，中國已經成為經濟領域的老二，正日益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央，中國的曝光度進一步提高；但世界是多元的，各國的利益也是多元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中國不捱罵幾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們需要增加承受力，另一方面要爭取別人的理解，讓這種罵聲儘量不是惡毒、刻意曲解的咒罵，而是善意、高分貝的批評，反過頭來有利於我們的反躬自省，並昇華中國在世界的“王道”，從而讓中國變得更加“可信、可愛、可敬”。

任何國際傳播從來都具有政治屬性，是以國家實力作為基礎的。所謂的客觀、真實和全面是相對的，這是國際傳播規律的應有之義。*任何一個國家形象的塑造，首先取決於硬實力。*美國的發達不是僅僅靠講出來的，而是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元的世界結算地位、軍事和科技的超羣地位、好萊塢大片等塑造出來的美國英雄形象等，這些硬實力和軟實力共同構築了美國的“國家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形象的塑造不僅需要宏大敍事，更需要從微觀着手。

這些年來，中國微信、淘寶、抖音、小米、OPPO等商業品牌大大提升了中國品牌的科技含量，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良好的聲譽，這是“國家品牌”的具體表現與延伸。這一次國藥與科興疫苗被世界衞生組織列入緊急使用名單，體現了中國的生物科技實力，相信這兩個品牌也會強化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品牌形象。再比如，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體育代表團也開始使用中國的體育品牌服裝作為國際重大賽事的領獎服，而這一切在上個世紀都是無法想象的。

*除了商業品牌在國際舞台的崛起之外，其實我們每一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行為也是國家形象傳播的重要載體。*舉個簡單的例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還是一個温飽型的國家，我們每月的工資也只有四、五百元，當我剛到世界之都——紐約時，銀行理財師不斷給我打電話、發郵件，讓我參加他們的理財計劃，但漸漸人家也就不騷擾你了，知道你根本沒有理財的實力。

而現在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再也不會與“窮”字聯繫在一起。還記得，那個時候世界上的著名景點很少有漢語指示牌，更多的是日語和韓語。而本世紀以來，世界景點的漢語標識無處不在，漢語解説成了標配，中國富起來的形象從標識牌中略見一斑。最近甚至有學者指出，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廁所，筆者深以為是。的確，從廁所的變遷中，中國的富裕和文明的形象也在漸漸被改寫。

現在中國發展的硬實力就擱在那裏，當我們強調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的時候，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不以為然，“你們是發展中國家，那我們要排到哪裏去？”當中國反覆強調，我們發展還很不平衡、廣大農村地區還很落後時，人家就更不以為然：連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還有4600萬窮人。所以用貧富分化這個指標來定義發達與否，人家肯定不接受。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現在不能停留在中國人自説自話這個層次，還得有一套人家能夠接受的邏輯自洽，從而增強對世界的説服力。有關“要採取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羣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的具體要求，旨在進一步提醒全國，不僅我們需要有一套針對發達國家的話語體系，還需要有一套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話語體系。

“要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不斷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這是習主席講話的另一重點。如何做到這一點？顯然，培養“親華力量”不是我們的目的，更何況在現實中也很難做到。所以指望知華與友華的人完全站在中國立場上説話是極不現實的，*只要有部分交集和共識，就應是我們團結和爭取的對象。*如果因為知華和友華人士説幾句中國人不愛聽的話，於是就大加撻伐，這種做法只會適得其反，所謂的“鬥爭藝術”也就蕩然無存。

可以預料，*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西強我弱的總體輿論格局不會有大的改變。*畢竟英語是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全世界能夠説漢語、讀漢語的人畢竟少之又少，這是我們在國際傳播領域存在的天然劣勢。西方國家接收中國的信息，主要是從中國內地與香港等為數不多的英文報紙和電視頻道中獲得。而香港的總體輿論生態和政治立場大多是親西方的，或者説是西方輿論場的一部分，這一切都不利於中國形象的正面塑造。

大力吸收英語人才進入中國的國際傳播隊伍是當務之急。英語是世界上的通用語言是不可迴避的客觀現實。這十多年來，我國留學生大量學成歸國，英語能力有了很大提升，這些人正值就業的黃金時期，如果他們加入其中，將能較好地應對西方媒體的各種刁難和非難。目前，我中央國家機關對留學生報考公務員也有很大限制，客觀上限制了我對外整體鬥爭能力。我們需要把一批政治素質好、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這類年輕人納入到國際傳播領域的正規軍之中，而不是排斥在體制之外。相信假以時日，這些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見識廣、精力充沛、英語基礎好、又充滿自信的年輕人，一定會在國際傳播的大舞台上大放異彩。

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作者周德武，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