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新興”國際關係與未來韓中合作
【韓】 李洛淵
從做一個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與國際社會接軌並提出構建和諧世界，到提出推動國際社會一體化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外交正在“進化”。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中國正倡導世界化、開放化、多極化。我作為前任韓國國務總理和前任執政黨黨首，一直以來都對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和韓中關係的未來非常關注。因此，為了推動“未來指向型”韓中合作，我想分享幾點看法。
一是新型國際關係也可被視為“新興”國際關係。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們看到在國際社會中出現了一些弱肉強食、自謀生路等消極現象。後疫情時代，國際社會急需一種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模式。我希望，各國至少要構建一種相互尊重、共創美好新生活的“新興”國際關係。
我認為，“新興”國際關係中，非洲傳統思想“烏班圖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寓意“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你”的烏班圖精神與中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推進方向。我擔任韓國國務總理期間，曾訪問過25個國家。當時，我深刻體會到照顧國際社會上的鄰居，以及不分彼此、為我們所有人提供公共產品的重要性。
2020年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韓國影片《寄生蟲》對兩極化問題做出了描繪。這不僅僅指韓國國內，國際社會也存在嚴重的兩極化現象。國際社會除了既存的經濟發展兩極化問題，現在還出現了防疫成功與防疫成效不佳的差別。因此，旨在擺脱疾病、提供最基本民生保障的的人道主義援助變得非常必要。為了實踐“國際利他主義”，我們都應為“國際共同體”力所能及地出一份力。
二是“新興”中美關係應有“新格調”。過去四年，雖然中美關係看似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雙重陷阱之中，但我並不認同這是“中美新冷戰”。美蘇冷戰是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完全對立，而中美關係卻是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相比於“新冷戰”，“新競爭”一詞才更加貼切。拜登執政之後，雖然中美兩國仍會存在很多競爭，但合作空間也不少。中美競爭只是歷史長河中經常出現的大國競爭而已，是國家立場差異和欠缺互信的問題，並非文明衝突。我期待中美兩國能構建信念與信任得以調和的雙邊關係，為國際社會的安全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三是樹立“實踐指向型”的韓中關係。“新興”韓中關係的內涵指的不僅是求同存異，更應是一種消除分歧、聚同化異的關係，即便出現矛盾或誤解，也能通過對話與溝通，解決問題。韓中兩國是戰略合作伙伴，要將戰略性合作付之實質性實踐才行。
首先，在構建安全環境領域開展戰略合作。朝鮮在朝核問題上如何合作，將影響東北亞的和平穩定。朝鮮半島無核化，對朝韓雙方以及對中國的安定繁榮都有着重要意義。我們深知中國在此期間為半島無核化所做的努力，今後中韓兩國也應通過更大的共同努力，來解決面臨的問題。此外，韓中兩國今後還可在保障東北亞和平穩定方面共同努力，超越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的範疇，共促朝鮮半島繁榮進程，併為此創造機遇。
其次，在構建經濟發展環境領域開展戰略合作。韓中兩國應在可持續的經濟合作以及合理的、一攬子的合作協議基礎上，共同推動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國的“雙循環”如能與對韓經濟合作形成互動，那就更好不過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第四次產業革命帶來的數字經濟轉型正在加速進行，韓中兩國可就如何促進線上產業的發展進行更具深度的探討。
最後，在改善民生領域開展戰略合作。這不僅指教育、文化、福利、醫療等兩國國內民生問題，還包括防疫、防範自然災害、打擊犯罪、環保等跨越國境的問題。兩國可就此開展合作。尤其是防疫合作，兩國可從構建“東北亞生命共同體”的層面着手，以在朝核問題之外的其他領域，拓寬韓中合作範圍，為雙邊合作增強源動力。
韓中兩國前些年曾因“薩德”問題而使雙邊關係受到了一些影響，但現在兩國政府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得以恢復。不過，民間感情的修復與溝通尚需時日。也正因如此，兩國的民間溝通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韓中兩國應改善民眾對彼此的認知，並加強人文交流。2022年是韓中建交30週年，韓中兩國政府為共繪未來發展藍圖，以此為契機成立了“韓中關係未來發展委員會”。為了發展兩國關係，使雙邊關係實現新的飛躍，韓中兩國一定要積極利用好這個委員會。
幸運的是，韓中兩國曾克服過很多難題。例如，去年兩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曾相互支援防疫物資，為兩國急需往來的商務人士開通快捷通道，鼓勵彼此，為對方加油吶喊。我與習近平主席201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見面時的場景，至今還記憶猶新。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020年訪問韓國時，我向他送去了“唯天下至誠為能化”的歡迎信。王毅部長當時回信道“以道相交者, 天荒而地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時，很多事都可以做成功。我期待韓中兩國為了“新興”國際關係和朝鮮半島繁榮進程，今後能做出更多作為。（作者是前任韓國國務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