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曉：美國智庫正掉入政治化陷阱

近日，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些對華主要鷹派人物借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炒作“要對中國展開調查”。例如，已經加入胡佛研究所的前國家安全副顧問波廷格8日宣稱，“鑑於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的可能性高於自然起源”，建議美國國會成立一個跨黨派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於實驗室泄漏的可能。在此之前，已加入哈德遜研究所的反華學者餘茂春與該所其他4位智庫成員炮製出《在病毒溯源上對付中國》的建議。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跡象是，美國一些智庫正在掉入偏激的政治化陷阱。

智庫在人們的心目中，通常是一個為國家內外政策殫精竭慮並提出自己政策主張的研究機構。按理説，智庫工作應該是出於國家長遠利益而非政黨私心。然而，在多如牛毛的美國智庫中，卻已經出現了一種現象，即智庫的政治化。不少智庫蜕變成為了某一種意識形態甚至特定利益的代言人，智庫由此發生了異化。前面提到的哈德遜研究所就是如此。

2020年大選特朗普落敗後，另謀職業的蓬佩奧和餘茂春都成為哈德遜研究所的研究員。再加上此前早已在此供職的白邦瑞，以及辭去職務後加盟該所的原特朗普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納迪亞·謝德洛等，哈德遜研究所已經儼然成為美國右翼勢力的大本營。這個研究所原本是由赫爾曼·卡恩於1961年創立的，因位於紐約州哈德遜河邊而得名。卡恩是一位知名的未來學家和戰略學家，在另立門户前曾供職於蘭德公司若干年，寫出過一本厚達652頁的著作《論熱核戰爭》，該書以美蘇冷戰為背景，為應對可能發生的核戰爭而出謀劃策。在卡恩主政下，哈德遜研究所側重研究防務政策和外交政策。

平心而論，當初哈德遜研究所做出過不少嚴肅的公共政策研究工作。資深的哈佛研究員、筆者的朋友威廉·奧弗霍爾特上世紀70年代曾在該所工作，與卡恩做過同事。奧弗霍爾特在研究所的第一份專業性諮詢報告，是在尼克松中國之行前為基辛格領導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完成一項關於中國的緊急研究任務。他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中國在信守諾言方面的記錄至少跟美國一樣好。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後來，奧氏於1993年出版了《中國的崛起——經濟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個新的超級強國》，成為國際上最早論述中國崛起的一本書。為該書作序的是傅高義，序中專門提及奧氏在哈德遜研究所與卡恩等共事的經歷，稱卡恩從經濟學、技術和文化的角度看待真理，敢於面對後果，而不論這些後果向常規的思維提出了多大的挑戰。

隨着時間的推移，哈德遜研究所還做過不少別的研究工作，但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着“變異”。比如該所聘任白邦瑞負責其“中國戰略中心”，白於2015年出版《百年馬拉松》一書。該書以

“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為副標題，立論極為偏頗，描繪了一幅很大程度上基於想象、頗為扭曲的關於所謂中國“秘密戰略”的畫面，很不靠譜，被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批為相關政策“搖搖晃晃的基礎”。然而正是此人，卻成為特朗普當政時白宮的中國事務顧問，被捧為“頂尖”專家。時任副總統彭斯2018年10月到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備受關注的對華政策演講時，還提及他的名字，也可見偏頗之嚴重。

如此一來，哈德遜研究所作為一家智庫的工作就發生了極大的偏向，變成了美國特定政治勢力的“寵兒”。它確立了自己在政治光譜中右端的特定政治立場，以及較為極端的政策主張。其帶來的結果是，該所已經絕不是自己的冊子所宣稱的“非黨派（non-partisan）的政策研究組織”了，而成了極度政治化的政策推銷型“智庫”。這一變化清晰地反映在它新近聘任的人員上。不能不説，由於嚴重的政治化，導致當前哈德遜研究所的工作大大偏離了過去相對比較嚴肅客觀的性質，而呈現出偏於一端、政治先行、罔顧事實及信口開河的形象，嚴重背離了該所作為一家嚴肅智庫的初心。

美國不少智庫如今呈現出嚴重的政治化，究其原因，多半源自美國政治的日趨兩極化。政治光譜兩端力量各自的觀點和立場趨向強化，而不是趨向相互吸收並走近，兩端之間也因此比過去更難以達成妥協。兩大政黨各有其支持者和金主，這些支持者和金主分別從資金上資助思想趣味接近的智庫。對智庫來説，籌資是其“生命線”，是其生存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一般都巴不得有人捐助，但捐助者常常有其政治目的。於是，金主出於某種政治需要而解囊，智庫接受捐助必然要考慮捐資者的政治傾向和期望，二者相結合，推動了美國智庫的政治化。而在光譜的右端有哈德遜研究所，在光譜的左端則有美國進步中心以及在民主黨金主支持下成立的“新美國安全中心”，各自使出渾身解數，以便打贏所謂“思想戰”。如此一來，美國出現了越來越多具有特定立場的政策推銷型智庫，使得不少智庫在“變味”。

智庫的政治化反過來又跟美國政治的極化相互激盪。政治的極化把智庫推向政治化，智庫的政治化又強化了政治主張的各執一端，使得處於光譜中間、不那麼政治化的智庫日益難立足。兩大政黨各有與其“對應”的智庫，一旦掌權，人員也從這些智庫流入政府，其主張也相應地進入政策過程。政治化和黨派化的結果，是政治和政策較之過去更偏向極端。過去若是發生了重大自然災害，兩黨可能會迅速擱置分歧合力救災，而現在卻是救災政治化、抗疫也政治化，其產生的弊端正日益呈現在人們面前。

通過上述現象可知美國政治已出現某種“退化”，而這種退化，也讓美國智庫掉入陷阱之中逐漸失去其客觀性和嚴肅性。（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