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渲染“中國挑戰”治不了北約頑疾

在七國集團（G7）領導人會議結束後，北約峯會緊接着於6月14日在布魯塞爾舉行。藉着G7峯會的慣性，美歐在本屆北約峯會上繼續修補特朗普時代的緊張關係，探討所謂的“合作應對中俄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那麼，本來就聚焦於地區安全防務，又是冷戰“遺產”的北約組織未來會扮演什麼“新角色”？

從“肌無力”到“腦死亡”

前兩年北約曾遭遇過“生死危機”，一方面是馬克龍説北約陷入“腦死亡”，另一方面是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批評北約其他成員國的國防開支達不到要求，質疑北約存在的必要性。拜登上台雖極力修補美歐關係，且極力造勢參加北約峯會，但北約內部存在的這些問題和嫌隙並未真正解決。

自冷戰結束以來，北約的生存就一直是個大問題，只不過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北約其實已經患上了“肌無力”，儘管北約通過擴大安全威脅範圍（在傳統安全威脅外納入反恐、網絡等）、實現防區外介入（阿富汗反恐、索馬里反海盜等）以及構建全球夥伴體系（包括亞洲的日韓等六國及澳新兩國），但解決不了“安全威脅不清晰”“戰略意圖不聚焦”和“軍事投入不達標”這三大問題。烏克蘭危機更暴露了北約在應對“混合威脅”時的無能為力。特朗普不過是以威脅、貶損和刺激的方式把北約的問題公開化了。

從“肌無力”發展到“腦死亡”，主要病因是北約的主腦——美國的戰略重心偏移至亞太地區，歐洲內部以及美歐之間在對俄戰略上分歧嚴重，以及土耳其“特立獨行”搞“窩裏鬥”等。特朗普時期鬧得雞飛狗跳的軍費分攤問題，不過是上述病症的表象。

拜登能否治癒北約的這些“頑疾”，取決於美國能否解決以下問題：一是在贏得歐洲盟友信任的基礎上為北約樹立起新的政治目標；二是在戰略目標上找到平衡，即美國需要在為歐洲提供安全保護的同時，讓歐洲從它的戰略目標中受益並願意給予配合和策應；三是解決北約內部紛爭以及北約與歐盟共同安全和防務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顯然不是一次北約峯會甚至也不是一任美國總統任期就能解決的。

三個主要目標

從之前北約領導人放出的消息和預熱情況來看，此次峯會的主要目標有三個，可以概括為：營造“團結”氣氛、更新戰略概念、緩解內部矛盾。

首先，營造氣氛不用多説，北約峯會將是拜登再次宣示“美國回來了”的重要舞台，但歐洲盟友尤其是大國能接受的是美歐在北約框架內的“更平等相處”，馬克龍等歐洲領導人近來不斷提及“戰略自主”，對沖意味很明顯。

其次，峯會討論了北約“2030戰略概念”，為未來十年的北約提出規劃和指南，其中有關安全威脅的界定和範圍、實現目標的路徑和手段尤為引人關注。

最後，是解決棘手的內部問題，包括進一步彌合歐美分歧和應對土耳其帶來的麻煩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赴歐前，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專門訪問白宮，稱已和拜登達成共識，在推動對話的同時必須繼續努力“抑制俄羅斯，對付中國”。這提前發出信號，誕生於冷戰的北約在此次峯會上討論的新戰略概念引人注目，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如何界定並應對俄羅斯和中國。

從冷戰時期針對蘇聯及華約集團，到冷戰結束後主要瞄準俄羅斯，再到現在將中國納入戰略視野，北約尋找並界定“對手”的邏輯有三個：一是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二是維護西方國家的集體安全，三是確保西方的全面戰略優勢。

俄羅斯仍被北約視作“最現實和直接的安全威脅”，不僅是因為俄地處歐亞大陸接合部的地緣位置，也與其軍事能力和安全政策密切相關。中國進入北約視野，主要因素是中美競爭格局，但目前中國並未被絕大多數歐洲國家視為“直接的軍事威脅”。因此在美歐折衝之後，中國被視為更長期和系統性的“挑戰”，這意味着北約將在較為成熟的對俄戰略之外，去發展出一整套針對“中國挑戰”的戰略策略。

北約未來新角色

對北約而言，中國將是一個“全新挑戰”，必須採用廣義的“安全”概念和非常規的應對策略。目前北約仍試圖用“挑戰+機遇”來定義中國，在承認對華貿易機遇與全球治理合作的同時，北約“感知”到的中國挑戰主要包括：“價值觀差異（制度競爭）、軍事能力大幅增強、對周邊的‘脅迫性’政策、對網絡及關鍵基礎設施構成潛在安全威脅”，以及“中俄軍事合作的挑戰”。

其中“價值觀差異及制度競爭”是美歐在G7、北約以及雙邊層面協調對華政策的政治基礎，對中國軍事能力及周邊政策的“關切”主要反映美國的安全考慮，而網絡、基礎設施及“中俄協作”正被塑造成歐洲對中國的主要安全關切。

正因為中國的“挑戰方式”與俄羅斯的“直接威脅”不同，北約在應對時更傾向於採取經濟、外交等非軍事手段。

在這次峯會後，很多人關心北約未來扮演的角色是否會發生嬗變。北約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集團，是西方國家體現其內部團結和外部主導的重要支柱，也是西方在應對重大挑戰時從政治動員轉入軍事動員的必然手段。此次峯會幾乎可以肯定，將表明美國開始利用北約作為對華競爭的政治動員和戰略博弈工具，所以北約的未來角色值得高度關注：

一是北約介入將使得中國對歐經貿合作進一步被“安全化”，中歐基建、網絡等合作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二是北約將通過其“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在中國周邊體現更多存在，對中國內政也將更多幹預；三是北約將把中國納入其“挑戰管理”體系，對中方提出進行機制性對話和事務性談判的要求。（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