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疫情觸動西方深刻反思資本主義

近日，美國工人世界黨網站刊發了《呼吸機上的資本主義》一書的書評，認為該文集記錄了資本主義的終極衰落，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殘忍和不公；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網站則以“新冠肺炎疫情預示資本主義的終結嗎”為題發表文章指出，“如果説14世紀的大瘟疫引發了後封建時代的想象，那麼，這一次疫情有可能觸發‘後資本主義時代’的想象。”儘管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衰落之於資本主義就早已不是一個新穎且陌生的詞彙，但新冠肺炎疫情顯然強化了這一判斷。

20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決定了其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代表的政治身份，諸多關於資本主義衰落的分析往往都是與美國在國際格局中地位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其中，亨廷頓在20世紀最後一個10年間的預言最具標誌性意義：“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但在那一刻，衰竭只是一個逐漸成為現實的傾向，還沒有發展成為既成的事實。

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的衰落才開始愈發明顯地成為事實。經濟危機催生了政治危機，福山也無奈地發出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隨着時間的推移走向衰敗”的慨嘆，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結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種總體性危機的態勢。正是由此，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諸如“西方國家明確轉入衰落進程”“西方資本主義正走向失敗”等標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媒體的版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美國的衰敗而言無疑雪上加霜。疫情雖然還沒有終結，但其作為世界歷史進程分水嶺的意義已經凸顯，換言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相對衰落，已經是一個客觀趨勢。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終結時刻的來臨。在數百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大半個世紀與社會主義制度鬥爭的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修煉出了自身的制度韌性，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一次次渡過難關。面對此次疫情的衝擊，西方資本主義自然也不會束手待斃。就在前不久，美國公佈了“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兩項改革大計，前者是花費2.3萬億美元重建美國的交通基礎設施，併為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創造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後者是撥款1.8萬億美元，用於普及學前教育、為每個美國人提供免費社區大學、為兒童保育提供補貼等。這兩個計劃內在包含對富人增税，意味着國家干預的加強。姑且不論其是否順利實施，僅就計劃本身而言，已經感受到美國資本統治集團積極自救的緊迫感和力度。

與衰落的指認相比較，將新冠肺炎疫情與資本主義未來聯繫在一起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深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批判。美國在疫情應對上的無力情形，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無法克服的侷限性。實際上，正是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社會發展日益加速化，在製造出更多利潤的同時，也製造出更多的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其中包含着資本主義自身存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由此，關於新冠肺炎疫情與資本主義未來的討論，必須上升到人類何去何從這一宏大命題的高度。《呼吸機上的資本主義》一書寫道：“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成功和美國的失敗，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與機能障礙。”蘇聯解體之後，西方世界已經少有關於資本主義的超越性想象，是新冠肺炎疫情將社會主義這個嚴肅的命題再次拉回到人們的視野之中，正如有西方學者指出的，“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有能力作出不受資本主義利潤支配的決定。”

因此，如果只是從大國競爭的邏輯理解美國衰落的意義，那麼還只是一種缺乏歷史觀高度的政治理解。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中，世界歷史進程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不只是從權力的維度展開的，它導向的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興和人類的解放議程。中華民族的復興決不只是“從清代的頂峯，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磨難，回到擁有近乎獨一無二的權力和地位的位置上”，這是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展開。所以，對於我們來説，最重要的是將目光始終聚焦於自身，堅持以中國自己的事情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