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挑撥中俄關系，主要是這三類人

不久前舉行的俄美領導人日內瓦會晤，與G7峯會以及北約峯會相比有一個明顯不同點是，“中國問題”沒有成為主要議題。但在峯會前後，一系列離間、破壞中俄關系的事情公然發生：先有美國記者在專訪時試圖“誘導”俄總統普京批評中國；後有美總統拜登本人親自上陣，宣稱“俄羅斯面臨很困難的局面，中國正在擠壓俄羅斯”。

不過，任何離間挑撥中俄關系的企圖在現實中都沒有得逞，中俄關系經歷70多年來的風風雨雨，成功地找到了一條基於內生動力基礎上的正確相處之道，樹立了新時代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當然，我們也有必要看清並警惕到底是哪些人在極力挑撥中俄關系。根據筆者以往參加國際研討會的經驗及相關研究，挑撥中俄關系者不外乎下述三類羣體。

第一種，以美國及西方一些政治精英和學者為代表。他們通常例舉的觀點是，“中俄兩國並未實現無縫合作，相互之間存在大量的不信任，因而尋找中俄關系的‘裂隙’聯俄製華是可能的”。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這類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蓬佩奧之流，還包括美國前副國務卿斯蒂芬·比根、前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威、五角大樓前高官埃爾布里奇·科爾比等。其中，戴維·史迪威甚至表示，不應該花太多時間試圖破壞中俄關系，中俄關系的變壞將自然而然地發生。部分西方學者也宣揚，“對於俄羅斯來説，太接近中國是危險的”這類觀點。如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安德烈·泰勒、戴維·舒爾曼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稱，“美國要向俄羅斯表明，與美國合作要比服從中國更可取”。

從本質上看，這一羣體的代表主要是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他們很清楚在美國的“反俄製華”大戰略下，如果中俄聯手，美國和西方獲勝的概率非常小，或者説幾乎不可能。因為中俄都是大國，無論是從人口規模、國土面積、軍事實力還是資源稟賦來看，西方都沒什麼機會。相反，如果挑撥中俄之間的矛盾，讓中俄關系變壞，他們才有機會從中漁利。

第二種，以美國和西方部分媒體為代表。在拜普會之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普京，不斷地在中俄關系問題上設置陷阱，希望誘導普京説出一兩句對中俄關系不利的話語。結果，面對美國記者不斷挑撥中俄矛盾，普京斬釘截鐵地進行了回擊：一是中俄關系現在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二是中國不會像美國把俄羅斯視為對手，這讓對面的美國記者顯得無比尷尬。

在俄美峯會結束以後，CNN也刊文離間中俄關系，一方面質疑中俄“牢不可破的友誼能否維繫”，宣稱中俄儘管展示了團結，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摩擦；另一方面宣稱，中俄關系是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驅動下的便利夥伴關係”。中俄領土問題也是美媒經常挑撥的一個“抓手”。比如，美國CBSN電視台的專欄作家菲什最近聲稱，莫斯科比華盛頓更害怕北京，莫斯科恐懼的最大原因是領土問題。

這一派的代表，挑撥中俄關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他們的“新聞爆點”和他們的經濟收益。在當前美國“反俄製華”的大背景下，這些人誇大炒作中俄之間的矛盾，渲染中俄之間的分歧，會讓他們的節目更有收視率。在西方民眾看來，中俄戰略協作高質量發展已然成為一種常態，而炒作“中俄反目”會給媒體帶來更多的賣點。

第三種，以俄羅斯內部的崇美派、媚美派和跪美派為代表。俄羅斯政治精英中仍有一部分人對中國以及中俄關系存在不滿或疑慮，認為中俄國家戰略的對接，只是一種表面的形式。

以亞夫林斯基領導的亞博盧黨為例，他們不僅推崇歐洲文明，對歐美文化和制度充滿好感，甚至不時批評中國等“威權國家”的制度和國家治理方式，與西方國家的攻擊形成呼應。而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北美研究負責人維多利亞·茹拉夫列娃則宣稱，“跟中國走得太近對俄羅斯來説是一種危險，美國可以為俄羅斯提供一個制衡中國的砝碼”。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伊戈爾·馬卡洛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的丹尼斯·蘇斯洛夫等人認為，“中俄關系發展流於形式，實際的工作進展仍然有待加強”。還有一些俄羅斯學者渲染俄羅斯邊境地區正在緩慢“中國化”，這些論調都不利於中俄關系的長期健康發展。

挑撥中俄關系的聲音也見諸俄羅斯部分媒體。俄羅斯反對派媒體如《新報》《新時代》，受到西方資助的俄羅斯媒體如《公報》《生意人報》以及社交媒體，部分中小型媒體如《自由報》《訪談者》等為了發出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聲音，吸引受眾的關注，也時而製造反對中俄關系的言論。

儘管在美國及西方、包括俄羅斯國內，存在一定的懷疑並挑撥中俄關系的聲音，但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高位發展，無論是在中俄兩國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都佔據着主導地位，已產生強大的影響力。中俄戰略合作無止境、無禁區、無上限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也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效果。在這一背景下，中俄關系的大局與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令兩國人民有信心面對任何外部勢力的挑戰，有能力回擊任何外部勢力的污名化。（作者是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