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西方一元論的歷史敍事是荒謬的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歐美國家的中國問題專家在觀察中國時，更注重的是古代中國，而對現實中國表現得興趣寥寥。進入新世紀前後，讚譽當代中國發展成就的聲音有所增多。但近年來，這兩種觀察角度又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強大而都成為舊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在“民主/專制”概念範疇內將現實中國異已化為美西方的對立面。

這種以國家制度差別為話語、以敵我區分為核心特徵的政治意識形態，曾是冷戰期間的典型政治語言，它的另一重要特徵是構設了一種國家和政治發展方向與標準的唯一性，既認為只有符合某一種標準、某一類價值的國家和政治發展，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潮流”。作為一種曾服務於美蘇競爭的政治語言，它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也轉化成一種學術話語，即以“現代化”“政治制度”“民主轉型”為主要指標和核心概念的政治學理論範式，這在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或者説主要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

20世紀後期以來一段時間，可能由於美國一度具有的獨步天下優勢，以及西方國家看起來不可撼動的強勢地位，這種以唯一性為特徵的知識範式曾經有所淡化，而對以多樣性、複雜性、整全性來評論國家與政治發展表現出一定尊重。然而，隨着美國霸權衰落、西方國家自身遇到的麻煩增多，以制度差別來界定國家交往的套路重新被激活，它不僅體現在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對外官方交往中，也開始體現在歐美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其表現是因“制度差別”而鼓譟所謂“中國威脅”，熱衷於將中國描述為所謂“民主、人權”事業的反面。

以“妖魔化”他者為目的的觀察方式，不過是近代以來“歐洲中心論”在當代的翻版。美國漢學家包華石（Martin Powers）指出，自啓蒙運動以來，大不列顛帝國的崛起促進了本土的穩固與其他地區的妖魔化。對於“現代性”的誕生，西歐國家普遍覺得人人有份，但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卻認為，“現代性”的那些特徵早在11世紀就曾在英格蘭發生，並在16、17世紀後逐漸達到成熟狀態，其他歐洲國家的“現代轉換”不過是後來學習英國經驗的結果。對其他國家在發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進行矮化，近代以來曾流行於歐洲內部，其後又隨歐洲對外殖民擴散至更大範圍。

這種有着深厚歷史傳統的偏見，在當下圍繞中國的話語構造中又有不少新的表現。比如，“中國沾了全球化的光”就是近年來不斷被西方使用的説法，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來中國在經濟以及其他方面的良好發展被描述成是中國“利用”了美國，似乎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潮流是美國主動向中國學雷鋒做好事，美國自身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的動機、中國民眾所付出的努力、美國得以向中國收取“鑄幣權”而形成的低成本生活紅利，統統被放在一邊。不僅如此，最近幾十年來，世界多數國家都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為什麼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取得像中國那樣大的成就？顯然，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主要是中國自身努力的結果，外因當然也起到很大促進作用，但它不是決定性的。

對其他國家在發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進行矮化並由此建立起來的“文明/野蠻”話語，曾為歐洲對世界各地推行殖民、美國在建國前後對印第安人大規模實施屠殺建立了正當性，但這些在今天已被普遍認為是罪惡。這種話術如今被粗暴施加於中國，不過是以往曾經有過的野蠻，再次以“文明”的名義橫行於世。正如包華石所言，冷戰期間，美國官員將“心理戰”定義為“國家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非戰爭活動來溝通思想、交流情況，以此影響國外羣體的觀點、態度、情感和行為，進而有助於國家目標的實現”，不少美國知識分子都曾參與其中，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沒意識到曾經也做過馬前卒。

將中國妖魔化，背後還暗含一個邏輯，就是隻有美西方所走的道路才是正確道路。這同樣是一種歐洲式自以為足的當代版。啓蒙運動時期，意大利哲學家維科就提出一種觀念，認為一切民族不論種族起源和所處地理環境如何，都將經歷同一歷史發展道路，即某一民族的歷史是另一個達到更高階段的民族歷史的重複。美國人類學家亨利·摩爾根也表達過類似觀念。這種近代以來濫觴於歐美世界的一元論歷史敍事是荒謬的，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在思考未來時對人類想象力的禁錮。直至七十年前，西方國家仍是世界戰爭的主要策源地和全球混亂的關鍵成因，誰能保證戰後以來短短七十年間西方國家建立起來的制度，就能保障人類的持久和平與持續發展？當代西方國家表現出來越來越多的動盪混亂，所展現的正是其制度建設中的嚴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求其他國家一起按其設定的模式和步驟去走，那麼西方之敗也將是全世界之敗，這實際是拉其他國家為它們的衰敗墊背。

人類文明演進永遠不會有完結，因此永遠需要對未來開放。而開放的一個關鍵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制度嘗試。當代中國在吸收西方文明長處的同時，又做了一些獨特創新，這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僅不應受到打壓，而且應當共同總結經驗。（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