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日本疫苗政策為何怪象叢生

25日到27日，《日本經濟新聞》做了一項問卷調查，約52%的人認為政府解除東京都等9個都道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為時過早。同時，截至27日，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人數只有1300萬，約佔總人口的一成，在G7中位居最底層。作為東京奧運會及殘奧會的主辦國，日本國內變異毒株在擴散，感染者仍在增加，醫療體制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疫苗接種卻拖拖拉拉，以至於國內有聲音自嘲為“疫苗戰敗國”。

日本的疫苗之怪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怪是作為經濟大國、科技強國，日本企業和行政部門都不願自行研發，反應遲鈍，至今也沒有日本版疫苗問世。有人認為，日本的藥企多屬中等規模企業，很難像歐美企業那樣大手筆投資有風險的疫苗研發。更何況，美國疫苗大企業背後有政府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對日本藥企而言，國內疫苗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特別是老齡化社會中傳統醫藥市場要比疫苗更有利可圖，因此採取疫苗進口、治療藥自主研發的路線。

日本醫藥行政部門的不作為也不能忽視。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水痘、腦炎、百日咳等疫苗研發方面有着堪與美歐比肩的技術。然而到了90年代，厚生省主持的乙肝疫苗研發及預防接種出現大規模副作用，東京高等法院判決國家賠償，厚生省生物製劑課長被捕。雖然業務上的失誤應該被追責，但日本政府內部有聲音認為當時是“政治家溜肩膀不負責”，這成為今天日本行政部門不積極研發疫苗的原因之一。

第二怪是日本花大錢預訂了大量疫苗，但在接種上卻不積極。其背後的一大問題是厚生省主管的疫苗接種“IT系統”，雖然委託國內高技術企業研發，也授權權威機構幫助論證，但是連首相官邸的“特別小組”都覺得用起來不順手，又如何在緊急情況下有助於把握信息、助力接種？這不禁讓人對菅義偉的“數字化”戰略產生懷疑。另一方面，雖然海外進口的疫苗都是經過美歐衞生部門認證，但按日本的法律和醫藥行政規矩，仍需厚生省組織縝密的論證。而在接種資格上，日本的接種組織主體是市區町村，無法組織起大規模接種場面。只有東京和大阪設置了日接種萬人的大場地。而根據《醫師法》規定，只有認定的醫師和護士才有資格注射疫苗。菅義偉聲言要一日百萬，簡直是異想天開。至今，日本的抗疫活動還是本着邊工作邊預防的原則，以至於民眾在意識上形成了對疫苗懷疑和抵抗的態度。

第三怪是，日本既沒有國產疫苗，又不是疫苗接種前列國家，卻大張旗鼓地搞疫苗外交，實為怪中之怪。日本疫苗外交實質上是美國交待的任務，菅義偉將其視為對拜登的“投名狀”。今年年初日美首腦會晤，以及日美澳印四國線上會談時，菅義偉心領拜登意向後，提議由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與商社聯合訂購10億美元（6億劑）疫苗，從現在起到2022年對東盟10國提供疫苗支援，對抗中國影響力。最終，四方會談確定為10億劑，日本負擔其中的六成。這是菅義偉拍胸脯保證有能力辦好奧運底氣所在，這種底氣實際上來自於美國，也是菅義偉為秋後大選給美國納的禮。顯然，疫情下連任才是菅義偉最大的政治考量。（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