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伊核協議面臨三重困境

由於伊朗和以色列都迎來新的政府，而美國拜登政府在取消大約1040項特朗普時期對伊朗的制裁問題上猶豫不決，所以伊核協議的前途似乎又進入新一輪不確定期。

從目前的態勢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5日表態，如果談判無限期拖延下去，美國回到伊核協議將“非常困難”。伊朗方面隨即做出針鋒相對的反應，稱只有在美國取消制裁並由德黑蘭確認後，伊朗才會重新全面遵守2015年達成的核協議。與此同時，長期持強烈反伊朗立場和政策的以色列表示，其反對恢復伊朗核協議、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的立場不會改變。

在筆者看來，伊核協議談判在當前再度面臨嚴峻考驗，其最深刻的根源仍在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伊之間長期對抗的結構性矛盾。而強硬保守派萊希當選伊朗總統後，西方和伊朗都在以示強的方式進行試探和博弈，美國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協議、伊朗突破伊核協議導致的技術性問題尤其是伊朗核能力的變化等技術性問題，以色列作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不斷向美國和西方施壓，是導致伊核問題再現緊張的具體原因。

美伊雙方的長期對抗，是制約伊核問題和伊核協議談判屢次陷入困境的結構性矛盾，只有美伊雙方放棄敵視和對抗，形成建設性的雙邊關係，包括伊核問題在內的美伊矛盾才有望徹底走出困境。

從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為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直接關係到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從美國方面看，美國在政治上長期尋求顛覆伊朗伊斯蘭政權，在經濟上長期制裁導致伊朗經濟深陷困境，在軍事上不斷威懾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劇，都是伊朗長期奉行反美主義的根源所在。

自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以來，美伊雙方博弈的內容既包括伊核問題本身，但更加難以解決的問題是伊核問題之外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其核心是雙方的意識形態鬥爭和地緣政治對抗。因此，一旦伊核協議的環境和氣氛有所緊張，美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雙方的深刻不信任就會立即凸顯，這是當前伊核協議談判面臨嚴峻挑戰的根本原因。

自伊核問題產生以來，美國和伊朗雙方國內政治的變化，尤其是雙方政府更替導致的彼此在伊核問題尤其是伊核協議談判上的節奏難以合拍，是導致伊核協議不斷陷入困境的國內政治根源。

自2003年伊核危機出現以來，美國經歷了小布什政府（2001-2008）、奧巴馬政府（2009-2016）、特朗普政府（2017-2020），直到當前的拜登政府，其在伊核問題上的政策經歷了“強硬—緩和—強硬—有限緩和”的變化。而同期伊朗經歷了哈塔米政府（1997-2005）、內賈德政府（2005—2013）、魯哈尼政府（2013-2021），其在伊核和對美政策上經歷了“緩和—強硬—緩和”的變化。

在上述歷史演進中，雙方均處在實行“緩和對緩和”政策的交集時期十分短暫，如奧巴馬執政末期和魯哈尼執政初期，其他更多是“強硬對強硬”或“強硬對緩和”的不合拍時期。因此，美伊雙方關係在彼此發生政府更替後走向更加緊張的對抗，似乎已經成為美伊關係的“鐵律”。

另外，以色列扮演着掣肘伊核協議的特殊角色。波斯民族和猶太民族雙方不僅在歷史上長期友好，在當代也曾共同作為美國盟友而密切合作。雙方關係出現矛盾始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反美、反以成為伊朗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但即使如此，以色列在兩伊戰爭中仍與伊朗保持了密切合作。

伊朗與以色列關係真正惡化始於冷戰結束後，雙方圍繞中東和平進程尤其是巴以問題、伊核危機與伊核協議、“阿拉伯之春”尤其是敍利亞內戰問題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在軍事和安全領域針鋒相對的對抗日趨突出，導致雙方的敵意不斷加深和固化。

伴隨拜登上台後美國啓動重返伊核協議的談判，作為美國盟友的以色列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以阻止美國重返伊核協議。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與伊朗的明爭暗鬥此起彼伏。當前，伊朗與以色列的關係因美國試圖重返伊核協議更趨緊張，甚至有輿論擔心以色列會對伊朗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從伊核協議談判的處境和前景看，儘管當前美伊矛盾再度激化，伊核協議談判很可能因伊朗政府的保守化和西方的強硬反應再度受挫和反覆，以色列也會不斷作為重要的第三方施加消極影響。但美伊彼此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戰略對重啓伊核協議的需求依然巨大，因此伊核協議談判應該不至於走向全面崩盤。美伊只有實現真正的和解，放棄意識形態鬥爭和地緣政治對抗，建設建設性的雙邊關係，海灣和中東的安全困境才有可能化解。（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