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中國與全球化磨合了一百年

在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百年之際，對於中共為何能在20世紀上半葉成功領導中國革命，又在下半葉以來有力推動中國走向全面復興，國內外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中共不斷在制度上進行自我革新，是其長葆活力、贏得中國人民支持擁護的原因所在；中共的幹部選拔和任用制度、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的國家發展規劃機制以及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務實主義的工作作風等，也都備受關注。

近代以來中國的“長問題”

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也要看到，自百年前誕生時刻起，中國共產黨就一直對深刻影響中國國運的長期性問題保持高度專注，並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予以有效應對。中國共產黨強調不忘初心，其中也應包括不能忘記需要解決的那些長期性問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時代性問題，但就近代以來中國所需處理的內外關係來説，有些問題卻跨越時代而有着結構上的穩定性。*在歷史變量的背後，還存在着不時被人忽視的歷史常量，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中共帶領國家前進過程中的權衡選擇。

具體而言，近代以來中國的“長問題”，就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在全球化衝擊和積貧積弱處境下必須進行政治重建，其要義又在於化解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意志對中國國家性的摧毀，在重新獲得政治自主的同時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的良好發展，推動世界秩序走向平等公正。這也構成了現當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題。

百年前深受全球化亂局衝擊

晚清危局之際，李鴻章所説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概括了不僅是晚清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所處語境的根本性變化。當時對中國來説是“大變局”，對世界來説同樣如此。進入19世紀中後期以後，亞洲東部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明圈、亞洲西部的奧斯曼帝國體系，都被深深裹挾進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政治”進程，全球化前所未有地達及全球，長期以來以來相互離散的世界轉變為等級化的相互關聯的世界。它顛覆了清朝276年的國運，中國被迫捲入全球化，面臨帝國主義的壓迫，陷入國際等級秩序和資本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解構，使清朝中國在治體消散的同時，政統和道統也無法經受全球化的衝擊而坍塌。

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前期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強化了絕對等級制的殖民帝國體系，造成全球化邊緣地帶國家的社會撕裂甚至國家崩潰，也給全球化中心地帶的國家帶來社會對立和政治對抗。20世紀中下半葉的全球秩序重建和福利制度在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是對之前全球化亂局的應對。這也表明，一個能夠得到有效管理的全球化才能造福人類生活，一個缺乏規制的全球化則可能貽害四方。

儘管全球化有其起伏和週期，但19世紀以來的世界總體已處於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而如何“管理”全球化，就不僅是國際社會也是各個國家不能不面對的重大問題。*現代中國的革命者和建設者對此有着充分認識，這體現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推翻帝國主義”和“節制資本”等政治語言中。*現代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題，因此是抵禦外來強權與改組中國社會、規制資本權力的合一。

新中國成立後，這一主題並未消失，但建設國家而非革命戰爭已成主要任務，踐行這一主題的方式因此發生了變化。20世紀下半葉前期，中國進行了國家制度重建，其中突出的政治增量是強化了政治對資本的規制和對國家財富、資源的協調分配，它體現在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的政治平衡觀念、宏觀掌控資本運動的經濟計劃（規劃）制度以及黨對國家事務的審議權力等，從而建構起了國家發展主動權，包括對長遠發展的規劃能力以及在發展中的資源分配、維護公平公正的能力，進而得以在外保國家安全的同時，內部免於資本無序擴張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失序。

在與全球化的磨合中走向成功

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建設，始終貫穿了對19世紀英國主導的全球化造成中國崩潰的政治反思，這在20世紀上半葉主要體現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反帝運動與戰爭，在20世紀下半葉前期則體現為對沖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政治制度、機制及相關機構的建設。等到能夠抵禦外來衝擊的經濟基礎、政治能力形成即築起“防波堤”後，1978年後的中國，再次選擇對外開放，加入經濟全球化潮流。

認為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中國在“本質上”反對對外開放或抗拒全球化，或許是一個片面看法。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第十條“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明確提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對於科學技術，“大部分先要照辦”。在建國後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也表達過向外國學習的重要性，這可以作為部分原因來解釋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為什麼能忽然發生出人意料的轉圜。

這與此後不久中國全面轉向改革開放，是同樣的政治邏輯使然。當代中國在前期建構了對沖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機制和能力，才保證在後來重新加入全球化時能夠吃下“糖衣”又吐出“炮彈”，既有效藉助全球化的有益方面又避免被全球化撕扯。

如何順應全球化潮流，在實現經濟、社會和其他領域良好發展的同時又不被全球化的拉力造成社會瓦解、政治動盪，這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挑戰。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空前進步，如何處理好保持經濟活力與社會穩定有序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引發的在內外關係上的新變化，仍然都是需要悉心應對的問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