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飛：文藝創作需直面現實和人心

談論文藝作品的實際意義是個很深遠的話題。

圍繞這個問題，專業領域人士會講究鏡頭運用和故事架構，商業領域人士會講究收視率或票房，“發燒友”會講究文藝意義，粉絲會講究創作者的代表作品。

但如果跳脱出來，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看，討論文藝作品的意義需要問三個問題：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影響誰？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電影《失孤》中的原型人物近日通過公安機關的努力找到了失散24年的孩子，從媒體到民間輿論一片祝福。通過《失孤》，社會公眾在現實中延續了對拐賣婦女兒童案件的關注，除了故事本身，導演、演員也功不可沒，這也屬於一種“名人效應”，雖然電影講述的故事可能與銀幕前的觀眾的個人生活沒有聯繫，但卻事關社會公眾的普遍關切——沒有人希望任何不幸的離散發生在自己身上，所有的人，特別是為父母者都很容易與《失孤》中的父親產生共鳴。

同情、善良和正義感是人類共通的情感，尤其是通過一部影視作品直觀感受到創作者的主題表達和觀點輸出時，公眾更能加深對某一種社會現象的認知與關注。

近年來，類似《失孤》這樣通過電影引發社會效應的還有《我不是藥神》，筆者至今都記得電影中的一句台詞：“他只想活下去，他有什麼錯？”電影上映後，不僅在票房上取得成功，在社會層面引起強烈共鳴，更得到李克強總理的特別批示，推動了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的加快落實。電影產生的社會效益不言而喻。

如果把《失孤》與《我不是藥神》這類影片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歸納為一個問題，就是“民生”。

幸運的是，這類文藝作品所起到的社會作用是正面而積極的；遺憾的是，目前像這類能引發人們關注的作品並不多。

在這方面，我們與韓國同行相比更顯不足。眾所周知，《熔爐》讓韓國國會特別通過了“熔爐法”，加強了對殘障人士和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懲罰力度。而《辯護人》《素媛》《殺人回憶》《寄生蟲》等也都是叫好也叫座的好作品。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缺乏類似作品呢？是題材枯竭，還是靈感不夠？

都不是，是我們將視線過多地集中在了“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題材創作”方面。卻忘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越是直面現實和人心的作品，越能夠引起共鳴、引發討論。

票房和收視率重要嗎？當然。那麼它們從何而來呢？從觀眾中來。

文藝作品的“美”不僅僅是呈現畫面和光影比例、色彩搭配，還有其中藴含的思想和驅動力，即包含人文主義關懷的思想和人生進取、自我完善的驅動力。其實當代文藝工作者具備現實題材創作的豐富資源和巨大的優勢。尤其是在社會高速發展、各類自媒體傳播平台不斷增加、各類思潮湧動、各種社會現象迭生的今天，都足夠讓文藝工作者認真觀察、思考、交流並創作。

談文藝作品是否能夠“造福”社會，也許過於拔高了作品本身，但如果講文藝作品是否能夠引發人們思考則不應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們的導演、編劇、演員都可以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類能引發“共鳴”的作品的創作中去——説一個與觀眾有關的故事。好的作品，對於觀眾是一種思想的洗禮，對於文藝工作者自身是一種修養的提升，至於經濟利益，還會是個問題嗎？

《失孤》和《我不是藥神》的成功除了有極強的現實主義題材加持外，對故事架構的設計、鏡頭的運用、台詞的精練與角色的塑造都很出色。所以還是那個問題——我們並不缺乏創作能力和導、演能力。只是有時候，能讓人笑不算什麼，能讓人笑中帶淚，還能有所思考，這是文藝工作者應該具備的“文化屬性”。（作者是策劃人、監製，《四味毒叔》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