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大國爭鋒信息時代新疆界

冷戰結束後，作為信息技術革命的標誌，互聯網快速突破東西方陣營的地緣政治邊界，在全球範圍高速拓展，促成了現在被稱之為全球網絡空間的新場域。

截至2021年3月21日，綜合國際電信聯盟等機構的統計數據，全球互聯網用户數超過50億人，佔全球總人口比例超過65.6%；2000年至2021年，全球互聯網人數增長由高到低的地區排序分別是非洲（增長13058%）、中東（增長5936%）、拉美及加勒比（增長2658.5%）、亞洲（增長2316.5%）、歐洲（增長601.3%）、大洋洲（增長298.7%）以及北美洲（增長221.9%）。與巨大的增長速度相伴隨的，是互聯網應用和普及在不同區域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普及率最高的北美，作為互聯網技術最初的發源地之一，2021年網絡用户佔比已經達到地區人口的93.9%，而取得五位數增幅的非洲，其互聯網滲透率仍然沒有超過地區人口的50%，僅為43.2%。

在全球網絡空間成型的過程中，伴隨着技術的躍遷，商業應用的高頻迭代，以及產業生態的不斷拓展，全球網絡空間這個由關鍵基礎設施、邏輯代碼以及交互互動的數字化人格等共同形成的複雜系統，以遠超人們預期的速度，與此前已經存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形成複雜的化合反應。人們最終發現，這個原先曾經一度以“虛擬”為主要特徵的空間，已經在陸地、海洋、天空、外空之後，成為人類活動的第五疆域。

以數字化電子信號在各種系統間傳導的不再是虛擬的符號，而是能夠與現實世界產生密切互動的複雜信息：在經濟領域，無論是實體產品的製造與生產，抑或是跨國的商品貿易，又或者是覆蓋全球流動着海量財富的金融網絡，均日趨緊密地和數字基礎設施聯繫在一起，並以前所未見的效率創造出新的海量的財富；在政治與社會生活領域，信息技術催生的數字疆域，引發了全球範圍的“權力流散”，政治權威在數字與非數字疆域進行了高速的重構與重組。傳統治理機制與結構在面臨前所未見挑戰的同時，又因數字賦能而面臨空前拓展的機遇，構建跨越多重邊界的治理新秩序、推動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找到基於數字賦能的新型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成為了各方努力的全新方向和目標。

在全球數字疆域，主權國家當然還是最主要的行為體。數字疆域的大國博弈，在2000年之後經過20多年的實踐，已經完整展現出了基本的輪廓：

在數字疆域最大限度保障主權獨立，保障關係主權國家生存性安全需求的價值處於安全的狀態，成為各方事實上共同追求的核心訴求。客觀來看，相對於數字疆域以及信息技術革命而言，早已存在的主權國家都遵循了將主權向數字疆域延伸和拓展的內生需求。各個國家日趨明確地意識到，金融、能源、交通等至關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在網絡空間存儲並持續演進的與本國相關的數據資源，以及在數字疆域的行為等，均屬於數字疆域國家主權的合理覆蓋範圍。以防禦性的方式，即遵循和尊重現實空間中的地理邊界與主權司法管轄邊界，以對等方式，在數字疆域保障自身主權平等，實現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絕大多數主權國家在數字疆域博弈中共同追求的國家利益的合理內核。

另一方面，反對網絡霸權，避免單一國家主權在數字疆域的無限制延伸，避免霸權國單獨或者協同其極少數核心盟友實現對網絡空間關鍵基礎設施，戰略數據資源以及治理規則體系的排他性獨佔，是追求和平嚮往網絡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性國家，在數字疆域追求的又一個共同目標。

當前數字疆域面臨的核心挑戰，源自信息技術革命發端於霸權國家——美國。美國不僅因此獲得正當的安全與發展利益，而且天然地將信息技術視為強化和拓展霸權的工具，將在數字疆域建立霸權秩序當作維護美國國家“網絡安全”的“合理目標”。通過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實踐，可以將美國追求的目標概述為三個方面：

其一，實現對數字疆域的關鍵基礎設施和戰略性數據資源的全球性獨佔，確保實現排他性的管控，讓美國成為數字疆域唯一合法存在的主權實體，確保構建以美國及其核心盟友為中心的單向度的全球數據流動秩序。

其二，獲得全球數字疆域非對稱的行動自由包括實現無節制的竊聽，幫助美國企業獲得非對稱的競爭優勢，遵循美國製定的規則和標準，開展單向度的全球網絡空間情報獲取行動。

其三，獲得全球數字疆域排他性的政治權力，在有需要時可以對全球任何一個國家實施進攻性的信息行動，同時不允許任何其他國家或者行為體對美國採取類似的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説，排除這種建立在美國自我中心和美國“例外論”基礎上的美國在數字疆域的霸權，就目前乃至可預見的將來，是各方在全球網絡空間所必須完成的共同使命。

就現有實踐看，基於聯合國框架、廣泛被認可的國際法，以尊重各國網絡主權平等原則為核心，遵循互聯互通、共商共建共享共治原則，推進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與完善，在全球數字疆域構建反映最廣大國家對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正當訴求的治理新秩序，應成為所有負責任大國在全球數字疆域展開良性競爭與博弈時共同遵守的認知。這也是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中國崛起對全球數字疆域做出的最為顯著的貢獻之一。（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