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勝男：疫情暴露“去工業化”真相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為疫情重災區，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大規模失業、極端貧困等社會經濟困境。應對危機能力缺陷背後，折射的是這些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結構性問題。

“去工業化”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出現於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現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0年巴西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30.3%，此後“斷崖式”下跌，到2000年僅為12.7%；印度製造業增加值在未超過GDP的18%時已震盪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去工業化”時工業發展水平並不高，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國際上將這一現象稱為過早“去工業化”。

曾幾何時，這種過早“去工業化”模式並未引發太大爭議，尤其是本世紀初，國際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經濟增長，印度則依靠計算機軟件等服務業出口贏得“世界辦公室”的稱號。在“華盛頓共識”和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下，“服務業提前取代工業”的發展模式受到不少國家推崇，很長一段時間內，“去工業化”“退二進三”被看作是一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象徵。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過早“去工業化”國家“體虛畏寒”的真相。

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增長乏力。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製造業等工業部門能夠更快地提升生產效率，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對於低收入經濟體，製造業還是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部門。過早“去工業化”，經濟缺乏一個強大的製造業作中堅支撐，一是導致國民經濟的“空心化”，增長的步子不穩，遇風險易折損；二是經濟主導地位由批發、零售、酒店等傳統服務業佔據，這些行業產品難以規模化量產，生產率不高，且多依賴內需“一條腿走路”，易引發經濟增速放緩，增長動力減弱。

過早“去工業化”加劇失業和貧困。很多發展中國家具備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但是，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勞動力無處可去，帶來大規模失業或隱性失業問題。從農業析出的大量勞動力無法在正式的製造業部門實現就業，只能流入低生產率的傳統服務業，從事家政工、服務員、小商販等低端職業，不僅收入低，也缺乏製造業工人享有的基本勞動和社會保障。根據印度2009-2010年普查數據，在全印4.65億的就業人口中，正式部門就業人口僅有2800萬，剩餘4.37億都在組織程度低、生產規模小的非正式部門勉強安身。疫情暴發後，由於社會經濟活動的停滯，這部分人口往往生計無着，被迫滑落至極端貧困境地。

過早“去工業化”易激化階層衝突，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製造業的早衰導致中等收入人羣規模縮減，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變為“啞鈴型”，財富日益向資本所有者集中，少數高素質勞動力得以進入金融、互聯網等高附加值行業而獲得高收入，大多數勞動者則做着低端服務業工作，由於嚴重缺乏議價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報酬。長此以往，勞動者內部形成“內卷”，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進一步凸顯，底層民眾情緒發酵，社會衝突與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劇了這一趨勢，近期不少學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後也有過早“去工業化”的影子。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去工業化易，再工業化難。後疫情時代，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強調“供應鏈安全”、紛紛推出重振製造業計劃之際，國際經濟體系留給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空間更趨狹窄。發達國家由於資本積累雄厚、科技實力強勁，容易在工業4.0時代奪得先機。相反，工業自動化趨勢將侵蝕低收入經濟體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削弱其對工業投資的吸引力。有鑑於此，新一輪產業革命很可能導致國家間的兩極分化，那些過早“去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將被甩在後面，甚至出現經濟倒退，在世界經濟中的弱勢地位也可能被長期固化。▲（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