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彬：數字化改革，日本的掙扎

在擔任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近一年時間後，河野太郎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各部委取消使用傳真機的改革指令卻不遭人待見。據日本媒體近日報道，由於反對意見蜂擁而至，反而迫使河野太郎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念頭，改革工作遇到強大阻力。

據悉，反對者的理由很多，而在調查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 “擔心信息安全 ”“通信環境不好 ”“不願用電子郵件”等。這暴露出來的其實是，日本從政府社會管理的退化到所謂的數字化技術的落後。尤其日本被插上“（數字化）發展中國家”這個新標籤，在亞洲乃至世界幾乎成了無可爭議的“共識”。可以説，傳真機難以被取代，將日本的“數字後進化”再一次放到了媒體和大眾的眼前。

筆者在中國和日本生活、學習、工作多年，以親身感受而言，在中國和其他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幾乎都用電子郵件以及衍生於社交媒體的新媒介取代傳真的情況下，日本從政府到民間近20年來仍無法放棄傳真機和以傳真為介質的組織內部以及組織間信息交換方式。雖然日本也很早普及了電子郵件和移動網絡下的社交媒體，尤其是Line這個即時通信軟件，雖然是由韓國科技者原創，但的的確確是在日本這個應用場景下壯大並輸出到了其他亞洲地區。尷尬的是，日本不具備相關的網絡安全維護系統暨企業，以及相關的數據存貯設施和技術。直至今日，因為Line公司自己無法獨力存貯和維護相關數據，不得不將一部分維護業務交給韓國和中國企業，之後還被日本媒體炒作成國家數據安全問題。

如果理解了其中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理解日本為何難以拋棄傳真機和以傳真為主的信息交流方式，以及這套傳達系統了。從心態上來説，作為模擬技術時代的佼佼者，日本從內心深處很難放棄自己曾引以為傲的模擬技術，即便這已經成為數字化改革的“枷鎖”。

在擁有手機和移動網絡之前，日本的固定電話及網絡四通八達遍及全境，而家庭和個人用機型也能夠很低廉地升級為電話傳真一體機，所以在民眾、企業、政府單位之間利用傳真來交換和傳達是比面對面交流更“高級”和“超視距”的一個選擇。 當然，作為模擬技術寵兒的傳真機，在日本其實也在不斷地數字化，只是其“輸出”的固體紙質傳真與相關的數據保全和維護系統在日本完成了閉環，成為日本政界商界無法放棄之重。但是為國民和消費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麻煩。

隨着移動通信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智能手機的各種功能已經遠遠超過當年的家庭固定電話和傳真。而如果僅從政府和企業的角度出發，要求普遍利用手機的年輕一代和短暫訪日的外國人一定要用傳真進行“超視距”交流的話，這不僅是時代的錯誤，也是先進變後進的典型。甚至，以筆者在日本的經歷來説，其中還暗含着“店大欺客”的傲慢。

其實，當年移動互聯網的雛形最早出現在日本。日本DoCoMo公司推出的I-mode使得手機上網在全球最早實現商業化，可惜日本當時保守的心態，在智能手機領域沒能跟上潮流向前的步伐。如今日本不僅手機制造業幾乎全軍覆沒，還連帶日本的數碼相機業界也被“包了餃子”。之後的日本，在數字化的競爭中幾乎是連戰連敗。如今掰開手指數一數全球互聯網領域那麼多家“獨角獸”企業，有幾家在日本？

關於這個話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整機（手機等）利潤不大，比不上零部件和材料，於是日本企業看到了這一點就“化整為零”，捨棄“整體”、佔領“部件”。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零部件和材料的生產工藝相對單一，如果接近壟斷的確利潤空間極大，但是能貢獻的就業寥寥可數。因為其技術升級換代更依賴於既有的積累，對創新的貢獻也不大。這也是日本多年來難有突破性創新，產業空心化的原因。（作者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