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疫情衝擊“阿拉伯之春”樣板

25日，突尼斯總統賽義德宣佈解除總理邁希希職務，同時解除所有議員的豁免權，凍結議會，並宣佈將任命新總理。賽義德做出解除總理職務的決策，直接原因是現任政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缺乏有效措施提振經濟並解決失業問題。就在賽義德做出這一決策之前，突尼斯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示威者要求解散政府和議會，並在部分地區與警察發生衝突。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尼斯政局動盪與經濟蕭條的困境由來已久。

突尼斯被西方媒體視為中東劇變唯一“成功”的案例。按照西方機構的統計，突尼斯在全球180個國家中，言論自由程度從2011年的150位提升至2020年的72位。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突尼斯的實際狀況始終並不樂觀。

一方面，政治碎片化趨勢明顯。在2011年本·阿里倒台後，突尼斯由威權強人統治轉向議會民主政體。在“茉莉花革命”後首次進行的選舉中，就出現了81個政黨和獨立候選人。此後，這種政治碎片化狀況始終伴隨着突尼斯的政治進程。就在賽義德總統宣佈凍結議會前，突尼斯議會中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持有超過1/4的席位。這種狀況使突尼斯政府缺乏足夠的能力應對挑戰。當前，突尼斯是北非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第四波疫情衝擊下，突尼斯疫情防控壓力巨大。而突尼斯經濟嚴重依賴旅遊業，疫情形勢直接影響該國旅遊收入和相關就業。即使沒有這場疫情，突尼斯同樣飽受政治癱瘓、官員腐敗、國家能力弱化之苦。不少突尼斯人對現狀日益感到厭倦。蓋洛普民調顯示，64%的突尼斯人不信任本國政府，79%的受訪者認為當前政府比本·阿里時期更加腐敗。

另一方面，經濟狀況今不如昔。據統計，2010-2019年間，突尼斯GDP下降12%，人均收入下降18%。年齡在24-39歲的年輕人30%沒有工作。2020年GDP下降11.5%。2019年，突尼斯向世界銀行、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借款超過30億美元。這些借款只有15.5%用於創造財富、減少失業的生產領域，其餘都用於政府日常開銷、購買消費品和發放工資。

在此背景下，許多突尼斯人甚至遷怒於引發“茉莉花革命”的自焚小販布瓦吉吉，認為是他毀掉了突尼斯的正常生活。英國《衞報》調查顯示，84%的突尼斯人認為“阿拉伯之春”後貧富差距擴大，59%的人“不會原諒當時的革命者”。近年來，幾乎每個“茉莉花革命”週年之際，突尼斯都會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僅2019年，突尼斯就發生了9000多起社會抗議。突尼斯參加極端“聖戰”組織的平均人數也位居世界之首。

在筆者看來，突尼斯現狀與“茉莉花革命”之後的政治轉型直接相關。

集中式政體原本是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傳統和常態性現象，是諸多客觀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阿拉伯國家在贏得國家獨立後，大多面臨着國防安全、經濟發展、國族建構等多重任務，要實現趕上發達國家的宏偉目標，大多選擇通過集中式政體來強化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從效果看，這種政體比分權為特徵的民主政體更能有效地進行社會政治動員，並使阿拉伯世界獲得世界性影響。

近幾十年來，一些阿拉伯國家出現治理危機乃至最終爆發“阿拉伯之春”，主要癥結在於當權者日漸背離人民，將服務多數民眾轉向服務少數精英，乃至完全服務於家族利益。政權從服務人民的國之公器，變成為少數權貴撈取好處的方便工具。這樣的統治模式當然會引起民眾的反感和反抗。

衡量政治治理優劣主要看兩大標準：一是代表性，即政權的階級基礎問題；二是有效性問題，即政府權力能否有效行使。毫無疑問，代表性強和有效性強的治理模式，無疑是一種“好的治理”。比方説，一把刀非常鋒利，這應是優點而不是缺點，關鍵是“刀把子”握在誰手。正確做法是讓好人掌握“刀把子”，而不是將刀變鈍。正如亨廷頓所説：“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

西方“民主萬能論”的問題在於，引導人們簡單地將所有問題和弊端歸咎於政體本身，而不是幫助人們認識導致結構性困境的癥結所在。在2011年中東劇變後，在國家何去何從的轉型歷史關頭，一些北非國家將打碎原有政體、轉向分權政體視為頭等大事，將“民主轉型”作為紓解困境的制勝之道。這實際是個“把刀磨鈍”的過程。列寧曾説過：“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歸根到底都是階級變動。”照此衡量，“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場具有更大歷史進步意義的社會革命，而是一場“只開花不結果”的“革命”。（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