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步步為營完善碳金融交易體系

引人矚目的全國統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近日於上海正式啓動，無疑是中國“碳金融交易體系”建設重要的里程碑。“碳達峯、碳中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大事。在2020年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向世界宣佈“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達到峯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樣的“3060”目標，缺不了金融市場保駕護航。而證券化交易體系的創新建設，則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步步為營、逐漸完善。

之所以“3060”目標一定需要金融市場保駕護航，最基本原因在於其巨大的投資規模。綜合多家市場化機構的估算，未來30年間我國碳中和的總體投資規模，將在100多萬億元，甚至更多；另一方面，隨着土地財政逐漸降温，各級政府財政支持力度估計只能佔10%左右，其餘的資金都需要通過市場機制撬動，必然需要綠色金融創新、特別是對綠色科技的直接投融資支持。很多學者觀點側重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的作用，應該説有一定道理。但是，債務融資雖然規模潛力較大，但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信用、讓子孫背上了債務税收的包袱，不宜過分擴張。

可見，碳金融交易體系不僅是綠色金融的一個新興領域，更是未來會在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目標過程中發揮核心定價機制作用：碳交易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通過市場化交易安排，由碳排放多的行業和企業向碳排放少的企業付費，鼓勵企業應用新技術控制碳排放量，最終形成市場化的碳排放價格，把握綠色發展的臨界點。

綠色發展需要有個臨界點概念，也就是一個國家控制碳排放，實際上增加了實體經濟，也就是工礦企業、電力部門、居民生活的成本，必然拉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不可盲目冒進，必須處理好環保與發展的平衡，依靠市場博弈定價、優化資金使用效率，步步為營達到目標。這種科學發展、漸進推進的環保市場模式，在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過去20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

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也已積累了10年經驗。早在201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就設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區域。我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讓碳金融交易有規模基礎：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高峯時碳配額成交量可達到260億噸以上，以7個試點交易市場和上海最新碳價平均的50元/噸計算，中國碳金融交易基數將在萬億人民幣以上；再以當前歐盟碳價預判我國碳價上漲趨勢和空間，2030年中國碳市場交易額在3萬億元左右，應該不算離譜。

規模巨大的碳金融交易，需要公平、合理、高效的交易體系，形成價格激勵信號：一方面督促高碳行業對原來的設備和技術進行改造升級，另一方面也要吸引和鼓勵多樣化社會資金投入減排額度項目，獲得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通俗地説，社會上任何一個企業，都可以通過對諸如植樹造林的“固碳”項目進行投資，並通過認證獲得碳減排額度、也就是CCER，並在交易市場出售，獲得收益。

兩個A股上市公司剛剛公示的交易，就是CCER投資的典型案例。2021年6月28日，內蒙古的包鋼股份主業發展勢頭好，為了控制碳排放成本，與岳陽林紙股份為碳匯合作簽署初步意向協議。根據公開信息，岳陽林紙將向包鋼股份提供不少於200萬噸/年的CCER的自願減排指標，排放週期不少於25年，總量不少於5000萬噸。岳陽林紙之所以“有底氣”賣碳排放額度，就是因為其通過技術創新投入、發展林漿紙一體化模式，在湖南、湖北、廣西等地廣佈造林業務，擁有規模近200萬畝林業基地，加上近萬畝綠化苗木基地，保證每年碳匯約200萬噸。而遠在內蒙古的鋼鐵企業，通過綜合計算成本和產出，購買CCER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碳金融交易優化資源配置的典型案例。

可以想象，這個金融創新必然面臨很多規則細節的問題。但是，案例揭示的“調動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積極、挖掘碳中和投資潛力”總體方向，卻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地大物博，各區域間發展模式差異巨大，碳減排的環保成本差異更大。對於很多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方政府而言，坐擁綠水青山，完全可以不盲目投資重工業化，而是通過深挖綠色生態經濟的潛力，通過CCER額度的創造，發綠色環保的財，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雖然中國“3060”志向遠大、碳金融交易體系建立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隻要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都能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挖掘CCER新技術、新模式，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和金融機構加入碳金融交易體系，最終實現多方聯動發力、共達碳中和目標。（作者為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