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中國電影要把敍事權奪回來

筆者的朋友，電影《戰狼》的編劇劉毅去非洲，牽駱駝的導遊一直跟他説自己最喜歡的一部電影叫“IPman”，前後看了16遍，劉毅想了很久突然意識到：導遊説的電影是《葉問》吧？根據粵語音譯，《葉問》的英文名叫“IPman”。那時筆者就想，《葉問》這部電影的意義何在，好看的電影很多，非洲小哥為什麼如此瘋狂地迷戀“IPman”？繼而，世界上公認影響最大的中國電影人為什麼是李小龍？

因為，葉問也好，李小龍也好，都表現了弱小民族不畏懼強權奮起反抗的精神，傳遞出強不能凌弱，弱可以勝強的東方理念。

好萊塢電影確實好看，在敍事技巧、情感表達、電影技術上都有獨到之處，但是看着好萊塢影星老是在電影裏開着飛機、坦克滿世界打，嚇唬第三世界人民。比如《速度與激情》這種，在其他主權國家大打出手，好看是好看，但誰願意老被人嚇唬呢？

因此，我們要有一種有別於好萊塢電影的表達，有別於西方的表達。亞洲的歷史，東方的歷史，不能成為他者的風景，我們要把敍事權奪回來。

一些中國導演去好萊塢學習類型片的敍事技巧，本以為類型片敍事與電腦技術、或者汽車製造技術一樣，本質上也是一種技術，與意識形態無關。但實際上深入研究會發現，敍事不僅僅關乎技巧，它是有公式的，而公式往往藴含意識形態。

比如描寫英雄，好萊塢電影往往需要為英雄找到某個具體的情感載體，比如拯救家人、朋友等等，從不不強調英雄為了某種理念獻身。而在東方敍事中，比如忠、義等都是相對抽象的概念，很多東方英雄是為捍衞理念而獻身，而這個在好萊塢電影的敍事邏輯中不成立。比較典型的就是《趙氏孤兒》的故事，程嬰出於“忠”，獻出自己的兒子，替主公的兒子去死。那麼，按照好萊塢電影的敍事邏輯，這個人物難以成立，更談不上是英雄，因為好萊塢電影中的英雄大多是為自己的孩子去做某件事。所以，這種差別不僅僅關乎敍事技巧，更關乎意識形態了。《趙氏孤兒》中有個人物叫韓厥，他身為將軍要追查趙氏孤兒的下落，卻知道趙氏是忠良，發現孤兒後，韓厥把他放了，出於良知韓厥必須這麼做，出於職責他又不能這麼做，韓厥選擇了自殺，忠義兩全、捨生取義，這就是典型的東方價值。日本、韓國以及越南、泰國等東盟國家的文化當中都有類似的敍事，也知道忠義的含義，因而能夠理解《趙氏孤兒》的故事，要把這樣的故事拍好，用西方的視角以及敍事技巧，是難以實現的。

日本學者杉原燻説，種植水稻的民族是這個星球上最勤奮最能吃苦的民族，水稻一年幾熟，必須興修水利進行灌溉，需要集體主義，需要團結合作。整個東亞地區的崛起，杉原燻將之命名為“勤勞革命”。勒緊褲腰帶的忍耐意識，原本薄弱的資本，資源在勤勞意識的作用下快速積累，分配過程中不是按西方的生產要素進行分配，而是東方的 “公正”原則進行分配，尋求家族的共同富裕。這是屬於我們共同的文化特質。我們的文化內容，應該建立在這種文化基礎上進行表達，而不是在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展開思考，造成內容和文化的割裂，內容和思想的對立。2019年上映的中國電影《流浪地球》至今獲得了46.86億元人民幣的票房。這部影片在電影工業方面的進步當然可圈可點，但最重要的是影片傳達的價值觀是東方式的。圍繞世界末日這個主題，西方有過很多敍事，但核心基本來自《聖經》中的方舟方案，就是挑選極少一部分人，信仰最虔誠的、最優秀的或是最有財富的可以活，其他人都活不了。而《流浪地球》中“帶着家園去流浪”的情節，體現出的是愚公移山的價值觀，是《三國演義》中劉備帶着新野老百姓撤退，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帶着老百姓一起轉移的傳統，我們的社會文化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價值之上的，是有別於方舟方案的中國方案。我們在力求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將來自自身文化的敍事，落到中國的作品上，除了應該具備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之外，還要有中國立場、中國表達。

我們所理解的走向世界，不應簡單等同於走向西方，而應放眼廣闊的第三世界，放眼全世界。作為故事的講述者，我們對這個世界負有責任，需要朝向跟我們有着近似處境和相似記憶的發展中國家，既要從自身傳統出發尋找自己的敍事方式，也要創造性地開發出新的東方敍事，以適應今天日新月異的世界，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作者是編劇、監製、製片人，本文是作者在第16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上的演講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