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顧了我們黨一百年走過的崢嶸歲月和光輝歷程，高度評價了百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立的偉大歷史功績，系統總結了我們黨在百年奮鬥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和實踐啓示，深刻闡明瞭在新徵程上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高屋建瓴、視野宏闊、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具有強大的政治感召力、思想穿透力、心靈震撼力，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講話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是黨的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嶄新篇章，標誌着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世界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這一莊嚴宣告的重大政治意義在於，它兑現了中國共產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鄭重承諾，表明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千年夢想、百年夙願在新時代變成現實，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大幅落後於時代到大踏步趕上時代的新跨越，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凝聚着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鬥的偉大成果；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一莊嚴宣告的重大理論意義在於，它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檢驗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確的；深刻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和強大生命力；提出瞭如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為繼續推進黨的理論創新開闢了廣闊空間。這一莊嚴宣告的重大實踐意義在於，它表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出了關鍵性步伐，為新發展階段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為更好開闢未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積累了十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對全黨同志邁進新徵程、建功新時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一莊嚴宣告的重大世界意義在於，它深刻改變了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顯著壯大了世界正義力量，顯著縮小了世界貧困版圖；為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使社會主義以嶄新的形象、成功的範例呈現在世界面前，極大提振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信心。

第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黨的百年奮鬥的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歷史任務及其承擔者的歷史選擇，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並始終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主心骨的歷史必然性，為我們更加深刻地讀懂風雲激盪、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讀懂中國共產黨立志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的歷史擔當提供了科學指引。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我們黨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取得的輝煌成就，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用這樣鮮明的主題來把握黨的歷史，就能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歷史細節更加清晰地看到，黨的百年奮鬥是有凝心聚氣的靈魂、一以貫之的主線、矢志不渝的目標的“活歷史”，是有其內在歷史邏輯、歷史規律的“自然史”，也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基立業、開創未來的“光明史”。

第三，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這樣的概括，深刻揭示了黨的先驅們為我們黨開掘的革命精神源頭，在這樣的源頭活水滋養下，黨的精神譜系不斷拓展和豐富，猶如一棵參天大樹，日益枝繁葉茂，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脱貧攻堅精神等偉大精神，構築起中國共產黨人永恆的精神家園。深刻揭示了黨的先驅們為我們黨打造的道義制高點，表明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慼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深刻揭示了黨的先驅們為我們黨樹立的政治高標杆，從此，每一位共產黨員就有了衡量黨性、查找差距的尺度，就有了提高覺悟、提升境界的動力。深刻揭示了黨的先驅們為我們黨提供的鍛造共產黨人政治品格的特殊材料，據此，中國共產黨就擁有了區別於其他一切政黨、體現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獨特精神氣質，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堪稱民族脊樑的英雄模範。因此，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對於我們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保持埋頭苦幹、知重負重、迎難而上的奮鬥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新的時代要求，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極大提升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高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藴含着極為豐富的思想寶藏，其中關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餘補不足的平等觀念，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之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法不阿貴、繩不撓曲、一斷於法的正義追求，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等等，具有許多樸素社會主義的因素。建黨前後，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國，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系列主張就迅速得到傳播，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契合、高度融通。馬克思曾經對太平天國起義軍提出的革命口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有過敏鋭的洞察。他在1850年的一篇評論中説，“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而且至今還在要求。”“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頁）今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我們高度重視、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在推動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汲取理論創新的思想營養，堅定文化自信。

第五，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觀點，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重大創新，進一步闡明瞭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質和優勢。全過程民主，意味着它是多環節的民主，決策、執行、監督，每一個環節都要充分發揚民主、體現民意；它是多層次的民主，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重大決策的形成、基層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無不要求體現人民的廣泛參與；它是多途徑的民主，人民可以通過間接選舉、直接選舉的選舉民主，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協商民主，還可以通過網絡、信訪、舉報等各種途徑和形式，便捷地行使民主權利；它是多領域的民主，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都要體現民主原則、民主精神、民主作風，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一切為了羣眾、一切依靠羣眾，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都要着眼於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它是多元歸一的民主，人民民主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以法治為保障，根本目的在於通過激發億萬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創造活力和歷史主動精神，凝聚起全體中華兒女的智慧和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同奮鬥。實踐表明，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廣泛、真實、便捷的民主，是符合中國國情、得到中國人民衷心擁護的民主。

第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全新概括，科學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通往美好未來社會的康莊大道。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設想和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我們可以大致展望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圖景。在那裏，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合理需求能夠得到充分滿足；生產資料為全社會共同佔有，人們為了共同利益，按照科學規則平等參與生產經營；人們精神生活極大豐富，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極大提高，人人具有大公無私、樂於奉獻的高尚情操，推己及人、愛人如己成為人們相互交往的自覺遵循；人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人們擁有足夠的自由支配的閒暇時間來發展個性，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成為培養和展示個人多方面才能的第一場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產生活生態良性循環、動態平衡，人們以合乎自然規律、對美的追求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國家、政黨、階級和階級鬥爭最終消亡，各民族實現大融合，世界呈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景象。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和優點恰恰在於，它是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追求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是兼顧效率與公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均衡發展的現代化；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開創了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新路徑，以全新文明形態拓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廣闊空間，而且積累和發展着越來越厚實、越來越豐富、越來越鮮活生動的共產主義因素。

第七，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強調，要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羣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歷史任務。應當認識到，我們所講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堅持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不是搞劫富濟貧，而是倡導先富帶後富，先富施援手、獻愛心、履行社會責任；不是主張不勞而獲、坐享其成，而是堅持共建共享，用辛勤勞動創造幸福生活。實現共同富裕，應堅持從實際出發，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步一個腳印地紮實推進、持續推進。應採取有效措施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注重保障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等新業態就業人員的合法權益，注重對困難羣眾的救助幫扶，注重暢通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不斷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推動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深入實施區域發展戰略，不斷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羣體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決人民羣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加大整治和規範力度，堅決防止資本壟斷和違法無序擴張，利用其優勢地位和平台擾亂市場秩序、侵害人民羣眾合法權益，防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防止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讓人民羣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

第八，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實現偉大夢想就要頑強拼搏、不懈奮鬥。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們黨百年奮鬥的成功秘訣。黨的百年曆程篳路藍縷、風霜雪雨，其間遭遇的內外敵人異常兇殘，面臨的風險挑戰空前未有，經歷的艱難險阻世所罕見，碰到的未知課題層出不窮，我們黨卻能一路披荊斬棘、逆勢而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創造了彪炳史冊、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歷史偉業。之所以能如此，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具有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斗爭精神，具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勇於戰勝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的勇氣、骨氣、底氣。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開闢未來應有的精神準備。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深度互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我們應當增強憂患意識、始終居安思危，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繼續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做好預案、練就高招、備足工具箱，有效應對我國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未來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各種外部風險特別是敵對勢力對我國的圍堵遏制打壓、黨自身面臨的風險考驗以及來自自然界和其他方面的一切風險挑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艘巨輪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本文刊於《學習與研究》2021年第8期；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