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想參照中國經驗嗎？最好從讀懂延安開始
7月的一個火熱的下午，我和一些非洲外交官、留學生一起走上中國西北延安市南溝村的一座山頂。環顧四周，滿眼綠色，山頂的平坦之處是大片的蘋果林。
這裏曾是中國革命的搖籃。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從這裏走向了全國。
第二天，我們又沿着山間的高速公路，從延安向東北行駛大約一個小時，去了另一個叫梁家河的山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0多年前曾是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
中國非洲研究院組織的這次考察和研討活動，目的是與非洲外交官和留學生共同探討中國的扶貧經驗。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試圖解釋為什麼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外國人，尤其是一些西方精英人士不能全面理解中國的發展政策，他們的分析和預測有時不很靠譜。最近的延安之行使我意識到，在他們觀察和分析中國問題所依賴的理論和經驗中，缺少了“延安”這一章。
就在昨天（8日），美國參院以罕見的跨黨派合作通過了拜登總統的龐大基礎設施法案。這個高達1.2萬億美元的法案將主要用於提升美國日益老化的基礎設施。美國媒體稱，這一法案向北京發出強烈信號：美國要力爭贏取與中國的競爭。
《華爾街日報》上週發表的題為《“產業政策”回來了：西方國家重拾舊有理念以對抗中國》的報道説，“美國及其盟友長期以來一直迫使中國停止用補貼、政府優惠和其他干預措施幫助受青睞的行業。現在他們開始複製這樣的政策了。”
近年來，西方媒體和精英在談到自己國家的發展問題時，總是會拿中國的國家投入來作比較。參照還是不參照？這讓他們很糾結。
不過，有句老話説，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中國今天在基礎建設領域取得的成就雖然靠的是大規模投資，但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實現目標，又決不只是投錢就能做到的。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體制和傳統精神的作用。
我想説的是，即使華盛頓採取了一些與中國相類似的做法，那也不過是些皮毛而已。白宮的決策者們很難掌握中國發展實踐及理念的精髓，當然也不會認同。這是由他們的世界觀和歷史經驗所決定的，也是由現時美國人對待工作的態度所決定的。
四十年前，南溝和梁家河都是非常貧窮的村莊，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當前匯率計算為15.46美元）。今天，南溝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15,000元，而梁家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達到了20,000元。
這樣的發展速度的確很快，但從數字上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意味着，中國實現民族復興還有很長的、艱難的路要走。中國需要繼續把提高全民生活水平作為優先事項，這是決定國家政策，包括對美關係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我注意到非洲使節們對延安的兩個變化特別感興趣。一個是延安地區有60%的貧困户是通過種植蘋果脱貧的。
其二是，在扶貧的過程中，延安堅持退耕還林，使該市成為中國的綠色城市之一。當地的年降雨量比40年前高出200多毫米。
在討論中，雙方提及最多的是以延安為代表的艱苦奮鬥的精神。其次，非洲外交官們對當地政府和農民因地制宜，採取靈活積極的舉措致富的經驗也感觸頗深。正是這樣的做法使得“輸血機制”轉化為“造血機制”。
我在發言中談到了在這背後起作用的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説，從上到下強有力的推動，精準的、大規模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相關政策的調整，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奮鬥熱情和能量。
為什麼要提體制？
這是因為中國許多脱貧的具體經驗是很難被單獨分開借鑑的。例如，延安的蘋果種植就與農業研究和政府投入、組織等相關，是體制的綜合作用，當然還要加上延安人艱苦奮鬥的精神。
從延安看中國，體制推動着政策的與時俱進，這不僅體現在扶貧方面，更是一直在支持着中國工業、金融和技術等許多領域的轉型和升級。當中國面對美國的高技術遏制與疫情衝擊，整個體制也迅速開始了靈活的應對。
有非洲外交官注意到，中國的脱貧經驗顯示，一項政策一旦形成，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一層一層都會有力地推動。僅在脱貧攻堅的過程中，就有1800多人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延安，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發展的方向。
當非洲使節和學生們看到，南溝、梁家河曾經比現在非洲的許多村莊還要貧窮，那裏的人們仍然在想方設法地提高收入，他們就會理解為什麼共同富裕對中國來説如此重要。
很多時候，瞭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自哪裏，以及早年經歷了什麼，將有助於人們更準確地瞭解他們的政治追求。例如，美國總統拜登的父親早年富有，後來衰敗，但還是設法為家人維持了衣食不缺的中產生活。而拜登的前任唐納德·特朗普則出生在一個房地產大亨的家庭。這些對他們在任時的政策都有一定影響。
時至今日，西方學者在觀察或試圖解讀中國的發展時，已經越來越多地重視體制的作用，但他們又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理論邏輯將其視為西方體制的反面，是背離了西方的體制“準則”。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現行政策與其制度的歷史聯繫，特別是，他們往往不大瞭解中國領導人對國家發展的理念和信心從何而來。
對世界來説，全面認識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大國，可能還要經歷曲折而漫長的過程，但延安註定會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