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新興市場“黃金時代”遠未結束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網站日前發文唱衰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前景，稱由於新冠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動盪、保護主義、自身財力不足以及疫苗接種落後等因素，新興市場可能提前告別“黃金時代”，再度失去趕超富裕國家的時間窗口。

如果從善意提醒的角度來理解，這些分析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客觀而言，新興市場中的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國，近年來確實遭遇了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巴西國家治理瀕臨失敗，導致經濟嚴重萎縮，貨幣大幅貶值，赤字、公債以及貧困人口劇增，GDP跌出世界前十。而就在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上半年，巴西還在世貿組織中宣佈放棄發展中國家身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可見在新冠疫情這一重大外部變量的衝擊下，巴西整體經濟體系彈性或曰系統性吸損能力遠未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強國水平。

另外，俄羅斯的經濟由於受到新冠疫情和美國製裁的雙重衝擊而面臨嚴重困難。不過，油氣資源豐富且在區域與全球油氣資源供給中佔據重要地位的俄羅斯，經濟基本面總體而言要明顯好過巴西。至於一度自信滿滿的印度，也在疫情衝擊下失去往日光芒，該國2020年人均GDP更是跌破2000美元，追趕發達國家的勢頭隨之減弱。因此，在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的關鍵時刻，西方輿論指出新興市場存在的問題，有利於幫助相關國家理性定位自身發展的座標。

但它們沒有指出的是，新興市場面臨的不少經濟困難並非自身獨有，而是帶有普遍性的國際問題。事實上，美英等G7成員國在疫情衝擊下的整體經濟表現也乏善可陳，國家治理同樣面臨困境甚至一度瀕臨失敗邊緣：經濟大幅萎縮，貨幣嚴重超發，政府舉債度日，企業大面積破產，百姓失業率飆升，等等。如果套用《經濟學人》評論新興市場的文章標題，完全可以説是“動盪和經濟表現不佳困擾發達國家”。何況，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困難如果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來分析，某種程度上還是由過去的宗主國和今天的“教師爺”造成的，是相關新興經濟體不顧本國國情，生搬硬套發達國家經濟模式或一味追隨美國的經濟政策種下的苦果。

另外，西方類似唱衰論調還有意迴避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現狀以及增長潛力。中國既是金磚國家重要一員，更是其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2020年中國GDP超過14.7萬億美元，佔金磚國家GDP總量的比重超過70%。可以説，中國是最有資格代表新興市場的國家。這從不久前公佈的《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也可看出，中國大陸（含香港特別行政區）上榜公司數量達到135家，加上台灣地區企業，今年中國共有143家公司上榜，高居世界第一。而且，上榜數量超過10家企業的國家，除中國外都是發達國家。值得關注的是，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儘管近年來遇到一定經濟困難，但仍分別有7家、6家、4家企業入選世界500強，説明這些國家的企業依然保持着相當的國際競爭力。

而且還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新興市場早已不侷限於金磚國家，而是涵蓋G20成員國中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及越南、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等人口基數較大、經濟發展勢頭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16個GDP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家中就有印度尼西亞。作為全球第四人口大國，印尼的中長期經濟發展前景將有可能超過巴西。至於人口接近1億且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的越南，也被廣泛視為在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中具有重要價值的新興經濟體。越南2020年的進出口總額達到5450億美元，已相當於美國的1/7。依託較為豐裕的人口紅利、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產業對接能力，越南未來有望在經濟發展能級上再上台階。

從全球產業、技術轉移與資本的配置趨勢來看，得益於對外開放、人口紅利以及不斷顯現的市場空間與消費潛力，新興市場將在21世紀上半葉繼續保持較為樂觀的增長態勢，儘管波動乃至一定時期的挫折不可避免。而在數字化浪潮下，新興市場的中長期增長將越來越取決於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等帶來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推動。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將繼續通過高水平改革開放、優質產能的全球化配置以及不斷釋放的市場與消費紅利，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帶動新興市場經濟的整體發展。（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教授，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跨國公司與新興市場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