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始終站在促進全球國際發展合作的正確一邊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月22日發表了一篇美國國務院對外援助辦公室前主管吉姆·理查森的文章，相對客觀地肯定了中國對外援助相較於美國的一些突出優勢，指出中國對外援助具有三大特點：一是行動迅速，在發展中國家任何地方几乎都會看到中國人已經或正在建設的新設施；二是大張旗鼓，當中國在某個國家開展援助時，中國就會成為當地話題；三是有針對性，中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一方面，文章反映出中國援助模式獲得了廣泛認可和高度讚譽，側面印證了中國通過援助既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切實幫助，也為中國贏得朋友和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明確呼籲美國援助需要向中國學習。另一方面，文章雖認為中國在贏得國際影響力的比賽中獲勝，但也透露出濃厚的對華競爭思維，仍延續美方藉口債務陷阱、勞工權利等問題抹黑中國的“老套路”，同時建議通過改革預算、提升資金靈活性、推廣品牌、加強公共外交、提高受援國參與度等方式，提高美國援助的競爭力，進而增強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當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百年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因此，在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面對抗擊新冠疫情、實現經濟復甦、完善全球治理等重大考驗的關鍵時刻，即使面對中美大國競爭不斷激化的特殊形勢，毫無疑問，社會主義中國仍將秉持“正確義利觀”的基本理念，繼續發揮中國對外援助的獨特優勢，始終站在促進國際發展合作的正確一邊。

中國的對外援助到底優在哪裏？

從1950年至今，中國對外援助歷經70餘年，在新中國成立伊始支持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改革開放後深化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合作、十八大以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經過不懈的探索與創新，中國的對外援助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成功走出一條發展中國家互助合作、互利共贏的發展道路，構建起一套有別於西方的中國特色對外援助模式，在國際發展領域獨樹一幟。

*第一，始終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政治原則。*與西方某些國家附帶政治條件不同，中國的對外援助始終以受援方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無論國家大小強弱，切實尊重受援方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不把提供援助作為干涉他國內政、謀求政治特權的手段，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信任和擁護，收穫了友誼和尊重。

*第二，始終堅持南南合作的基本定位。*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方面利用了40多年的時間實現了從經濟相對落後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奇蹟；另一方面通過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將對外援助與貿易投資促進、資源能源開發、產能產業合作等互利合作緊密結合，歡迎受援國搶搭中國發展的“快車”，最終實現共享共贏和可持續發展，將自身發展機遇轉變為世界發展機遇。

*第三，始終堅持正確義利觀的價值理念。*與西方的利己主義思想不同，中國的對外援助遵循“天下大同”的文化傳統，始終堅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已所不欲、勿施予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正確義利觀。正是在正確義利觀的指引下，70年來中國的對外援助為非洲人民擺脱殖民經濟壓迫修築了舉世聞名的坦贊鐵路，在號稱“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建起了一條西方斷言不能修築的中巴友誼公路，為尼日爾的津德爾人民結束了長期“雨季喝雨水、旱季喝污水”的缺水宿命，在亞洲、非洲、南太最缺醫少藥的偏遠地區堅持治病救人，讓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四，始終堅持綜合效益最大化的發展目標。*與西方剛性的預算體系和繁冗的管理制度不同，中國的對外援助創造性地構建起了政策靈活、方式多元、高效務實的援助模式，能夠使受援方享有較大自主權，最大限度地滿足其迫切需求，並且善於靈活處理項目實施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難題，在發展中國家“朋友圈”中贏得了“快速靈活、精準對接、切合實際”的普遍讚譽，實現了援助綜合效應的最大化。

當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反覆、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中國通過對外援助為國際社會做出了突出貢獻，中國對外援助的獨特優勢進一步得到了印證。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挺身而出，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範圍最廣的緊急人道主義行動。去年，中國先後向150個國家和13個國際組織提供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大批防疫物資，向34個國家派出37支醫療專家組。中國自2020年9月起就開始向有急需的國家提供疫苗，已經並正在向100多個國家和多個國際組織捐助疫苗，向60多個國家出口疫苗，總量超過7.7億劑，居全球首位。中國以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

國際發展領域成美國對華博弈焦點

可以看出，文章在評述中國對外援助優勢的同時，明顯透露出美國主動加強在國際發展領域對華競爭甚至對抗的戰略考量。拜登上台後，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全面評估並推動出台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美國的對外援助正全面迴歸對外戰略支柱的基本地位，呈現出五大全新動向。

一是提出史上最有力的總統自由裁量預算請求，即2022財年總體對外援助規模可達538億美元，較上一財年增幅12%，呈現迅猛增長態勢；二是顯著加大抗疫援助力度，宣稱要做全球“疫苗兵工廠”，承諾向100個低收入國家捐贈5億劑疫苗，試圖重塑全球衞生領導地位；三是聯合G7國家高調發起“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基建計劃，宣稱建立“由民主國家領導的價值觀驅動、高標準、透明的基礎設施夥伴關係”，矛頭直指“一帶一路”；四是密集推出應對氣候危機舉措，重返《巴黎協定》、頒佈一攬子氣候外交政策、召開領導人氣候峯會、發佈首份國際氣候融資計劃，展現出引領全球氣候治理的雄心；五是展開價值觀外交攻勢，以人權價值觀之名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通過援助拉攏“志同道合者”，設立“對抗中國不良影響基金”，對華遏制意圖明顯。

一系列援助舉措的背後，一方面反映出美國迫切希望藉助對外援助重塑在發展中國家的形象，彌合盟友關係，鞏固全球領導角色。另一方面預示着美國開始將發展競爭擺在對華博弈的前沿，不再是過去單純地針對中國援助展開輿論戰，而是直接針對中國援助的傳統優勢領域展開同質競爭，從抹黑、指摘升級為拆台、圍攻。可以預見，今後一段時期，中國援助將前所未有地獲得美國更多關注和針鋒相對，對外援助將成為美國對華全面競爭的重要一環。

國際發展需要超越分歧、促進合作

21世紀國際格局的最大特點是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守成。中美之間除了必然存在的意識形態衝突以及綜合實力和地緣政治競爭之外，通過尋求雙方的合作利益來推進良性競合是全球的共同期待，國際發展領域更離不開中美的協調與合作。所以説，國際發展既是中美大國競爭的必爭之地，也可能成為中美最終超越分歧開展建設性合作的主要潛力所在。

國際發展之所以能夠成為中美競合關係中雙方尋求合作的重要切入點，是因為國際發展具有鮮明的全球性、共識性、互補性。全球性指維護全球的和平與發展是中美必須承擔的大國責任。共識性指聯合國主導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可以成為雙方現階段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基本共識。互補性指雙方在抗擊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極端貧困、糧食危機、災害救援、公共衞生等全球發展議程方面具有相互間開展合作的客觀需求和各自優勢。

未來，面對新時代的要求和深層次的挑戰，中國需要繼續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人類發展的立場出發，扛起國際發展合作的大旗，促進大國間超越分歧、共謀合作，在全面抗擊新冠疫情和後疫情時代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積極發揮引領作用，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作者俞子榮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