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勝：中國如何“建設性介入”阿富汗重建

阿富汗變天了。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時隔20年重返喀布爾，宣佈推進權力交接。世界是時候重新認識阿塔了，因為阿塔再度掌權阿富汗——這個地處中亞、南亞和西亞“三亞交匯”之地——已是不爭的現實。

20年盤踞阿富汗農村與山區的生存淬鍊，或許已使那個1994年起兵、1996年執政、2001年垮台的阿塔改變了舊模樣。

一方面，阿塔通過長期浸淫農村與山區積累了豐富的國情認知，這是其生存根基；另一方面，阿塔通過建立“影子政府”，與美軍佔領下的一個個日益全球化（西方化）、世俗化、多元化、市場化的阿城市文明進行着頻繁的接觸與互動，部分打通了阿富汗城鄉文明的脈絡，同時又通過近年來設在卡塔爾多哈的政治事務辦公室獲得了“睜眼看世界”的切身體驗。

在阿富汗就要轉進阿塔執政模式的當口，作為最大鄰國的中國，該如何應對20年來周邊地緣環境的這場最大變局呢？至少，中國未來的對阿經略要基於蘇聯10年的治阿教訓，要基於美國20年的治阿教訓。面對一個阿塔執政下的阿富汗未來重建進程，中國要做就做一個徹底而堅定的“建設性介入者”。

為何要“介入”阿富汗重建

首先，中國應該“介入”阿富汗未來重建進程。一方面，阿富汗是中國重要鄰邦。阿既是周邊地區地緣矛盾與衝突的易感者，同時阿本身局勢發展也會對中亞、巴基斯坦乃至中東地區構成“外溢型”影響，繼而波及中國邊疆穩定、“一帶一路”建設、地區與全球能源安全等，因此中國應高度重視對阿經營。

另一方面，美軍的撤離標誌着美西方主導下的阿富汗經略模式的結束，這也意味着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的治理問題歷史性地擺在了中國人面前。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且又毗鄰阿富汗，中國沒有理由置身度外。

其次，中國的“介入”能在阿富汗被廣泛地接受。一方面，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始終奉行和平共處、睦鄰友好的周邊政策。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將地緣矛盾與鬥爭帶入阿富汗的周邊鄰國，中國與阿富汗也不存在複雜棘手的跨界問題，自然可以在對待阿各族羣的利益訴求時“一碗水端平”，中國也因此是最能被阿富汗各界接受的大國、鄰國。這為中國“介入”阿富汗未來重建進程提供了內在便利。

另一方面，阿富汗過去40餘年乃至1747年建國以來內亂不斷，究其源頭，都與周邊國家的地緣博弈密切相關，遠至當年的英俄帝國殖民之爭，近至美蘇兩超冷戰之爭，最近20年的美國阿富汗戰爭也是在“反恐與謀霸”之間搖擺。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地緣博弈之所以往往能以阿富汗為角鬥場，很大原因就在於阿的周邊鄰國之間存在根深蒂固且往往是零和的地區秩序之爭。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南亞地區、沙特與伊朗在西亞地區、中亞部分國家之間及其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等的地緣競奪，往往波及處在“三亞”交匯處的阿富汗。

可以説，阿富汗內部政治版圖的碎片化恰是周邊地緣博弈之果，而非之因。相較之下，唯有中國不存在將地緣博弈帶入阿富汗的需求，而這恰是中國“介入”阿富汗重建的優勢所在。除印度外（幸虧印度與阿富汗並不接壤），所有這些阿富汗近鄰與遠鄰都與中國保持着不錯甚至相當不錯的關係。這為中國“介入”阿富汗未來重建提供了外在便利。

另外，在中國關注的涉阿暴恐問題上，中國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相對超脱境地。由於地理地形地勢所限，藏身阿富汗的恐怖分子難以直接對新疆構成暴恐威脅，中國完全可以自如應對。這就使未來中國的涉阿反恐合作主要是為地區提供更多安保類公共品，自然會深得地區各國歡迎。

對阿“建設性介入”的豐富內涵

第三，中國實行“建設性介入”早有原則和實踐。早在2017年，王毅外長就首次公開提及“建設性介入”這一中國外交政策的新原則，表示“中國願意參與熱點問題的和平解決，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性介入方式”。2018年中國兩會記者會上，王毅外長又對“建設性介入”的和平性、正當性和建設性三大特性進行深入闡述。

一項“介入”是否“建設性”，判斷標尺就是要看它能不能解決已有問題，能不能避免製造新的問題。就此而言，中國實際上早已建設性地“介入”了阿富汗問題。這從中國近年連續牽頭召開中巴阿外長對話會、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等多邊機制共同磋商阿富汗問題可見一斑。

就“建設性介入”而言，中國在阿富汗的具體實踐其實與中國在敍利亞、也門以及非洲一些戰亂地區和熱點問題上的具體實踐一脈相承，都是基於從各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呼籲有關各方找到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

第四，中國對阿富汗的“建設性介入”有其豐富的具體內涵。“建設性介入”阿富汗未來重建進程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安全等三個層面。

政治上，中國要力促阿塔組建一個符合阿富汗國情的“廣泛包容”的新政權。“推動阿和平和解進程儘早取得實質成果，自主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國情、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也是中方一貫立場。

經濟上，是要讓阿富汗成為中國發展的一部分，成為中國內外兩個循環的一部分。這些年，中國一直在這方面努力推進。例如，通過中巴阿外長對話機制、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等推進最終惠澤阿富汗的民生、發展項目。再如，每次外長對話會都強調要在“一帶一路”倡議和阿富汗區域經濟合作會議等區域經濟倡議下推進互聯互通，共贏發展。在這方面，阿塔已通過各種渠道表達歡迎中國參與阿未來重建的強烈願望。一旦阿塔整合好國內大環境，中國資本、中國企業自會進入，“一帶一路”建設也會將阿納入地區發展網絡。

安全上，是強調要“不加區別地打擊一切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這一點很重要。以2018年第二次中阿巴外長會期間三國簽署的《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諒解備忘錄》為例，作為一種安全上的“建設性介入”，中方將為阿巴兩國推進反恐事業和加強反恐合作提供主要支持和幫助。值得注意的是，阿塔領導人已在不同場合明確承諾，“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情”，更不會允許“疆獨”分子進入阿富汗。阿塔的反恐承諾事實上給中國安全上“建設性介入”提供了便利。

對美潛在破壞作用保持警覺

第五，中國在阿的“建設性介入”還存在一個潛在麻煩。有理由相信，美國在阿富汗重建中的地緣作用正明顯生變。過去20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裏，美國的阿富汗政策重在“反恐與謀霸”並行推進。在奧巴馬時期，美國還曾以反恐合作為牽引，一度打造了地緣大國在阿富汗的合作景象。曾幾何時，阿富汗重建是中俄美三國合作的試驗田，更是中美合作的“亮點”。即便在特朗普執政前期，阿富汗問題仍是中美兩國為數不多的“合作領域”。

但近年來，美國日益視中國為“最大地緣競爭對手”，並全方位、全政府地遏制中國發展。結果就是，阿富汗重建正由過去的中美“合作”領域變成“競爭”領域。拜登上台以來，美國以北約為平台，不斷整合跨大西洋制華統一戰線；同時推動“印太戰略”北約化，整合跨印太區域的制華統一戰線。阿富汗地區恰處在美國竭力構建的兩大制華統一戰線的結合部，且系最薄弱環節。美國的決策圈、精英層日益擔憂，美軍撤離會讓中國抓住時機“填補空白”擴大影響，從而衝擊美國製華戰略的有效“合圍”。為此，美國政府很可能無所不用其極，包括製造阿富汗乃至巴基斯坦的“可控動盪”，以便其能以阿巴地區為基地推行以恐制華、以恐亂疆的陰謀。

究其在阿富汗20年的失敗之因，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非建設性介入”。若是“建設性介入”，早在2003年甚至在召開波恩會議的2001年底，美國就該與曾經的執政者阿塔接談，將其納入和平進程。果真如此，美國在阿富汗也不至於遭遇現在這般狼狽。美國當年氣盛，只顧自己出氣，哪管阿富汗未來的建設性發展。20年裏，美國沒有在阿修建醫院、學校、水利工程、民心工程等，只是聚焦于軍事上四處撒野、政治上強行輸出“美國模式”，而且，在這種“非建設性介入”的中途，美國還“開了一次大差”，把本該用來“建設性介入”阿富汗重建的諸多經費，調撥到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破壞性介入”中去了。

長達20年的存在，使美國在阿擁有豐富多樣的“代理人資源”，這將確保美國仍將是影響阿富汗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這意味着，對中國而言，在阿富汗重建問題上，美國極可能由過去的“建設性合作者”向“潛在破壞者”轉變，因為搞亂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中亞不會給美帶來直接威脅或明顯損失，但卻肯定會衝擊中國（甚至包括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建設性介入”。

鑑此，在阿富汗重建問題上，中國需對美國未來的“破壞性作用”保持清醒認識和相應防範，以確保中國在阿的“建設性介入”行穩致遠。但無論如何，中國都不宜將中美博弈帶入阿富汗的重建進程，因為那樣不但違背中國“建設性介入”的初心，更易製造一個更加動亂的阿富汗甚至更加動亂的周邊地區。顯然，那不符合中國利益。（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