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第三次分配對當下中國的意義

中央財經委員會近日召開第十次會議，提到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引起輿論高度關注。那麼，什麼是“三次分配”？

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過程裏先後有三次分配：首先有初次分配，它由市場機制主導，生產經營成果按照要素分配到勞動收入、資本利潤、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形式上。初次分配主要體現的是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關係，政府以流轉税介入而籌集收入，兼有弱調節。筆者認為，仍應強調在整個社會再生產中的初次分配環節，於分配導向上注重激勵創業創新、做大蛋糕，更多注重堅持規則和過程的公平。

然後是再分配。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導特點非常明顯，政府有了更多參與，以求“分好蛋糕”，主要體現為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居民關係的調整及社會成員所得“蛋糕”份額的變化。財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特別是轉移支付和直接税。在處理政府和企業（市場主體）、中央和地方、公權主體和公民（實際也就是政府體系和社會成員）這三大關係上，財政是一個交匯點。我們所説的財政體制，要穩定地、儘量合理地形成支撐這一分配運行過程健康可持續的基礎。

到了第三次分配，主要是要以社會治理概念下的“自調節”機制，進一步解決“分好蛋糕”的問題。分好蛋糕，就要注重分配結果適當的均平化調整。應該澄清：“公平”體現在規則和過程上，跟“效益”沒有矛盾；但分配結果的公平（準確地説是“均平”）程度如何，卻需要和效益之間作出合理的權衡——如果過於平均，那就沒有激勵，社會相關主體下一輪做大蛋糕的動力不足；如果過於懸殊，會使弱勢羣體產生不滿，甚至影響到社會的和諧，經濟問題可能社會化和政治化。所以，必須按照“結果的均平化”這個趨向做適當的調整。一般認為，公益慈善機構和志願者組織主導、按自願原則的第三次分配，主要表現為以倫理道德為驅動力，自治和多樣性為特徵的進一步均平化調整。其中，政府可適當地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進行引導和扶助。

簡要勾勒一下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義。公益慈善古今中外皆有。過去，鄉紳的基層治理中就有學田、義倉等；民間自發的像武訓等的助學方式，也是一種公益慈善。它們都是社會收入分配體系的組成部分。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三次分配在調節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總體呈上升趨勢，相關社會意識的培養十分值得肯定。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解放生產力的過程中，已經看到這方面與世界上其他經濟體有共性特徵，即隨着老百姓實現温飽和全面小康，將產生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和富足人士，其中很多先富起來的人有能力給別人以資助，越來越多的人將更加看重公益慈善這個概念，並參與實踐。特別是在明確地把共同富裕認知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中國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義就更加值得高度重視。

對如何促進公益性機制的發展，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鑑。比如較早確立了遺產税制度。遺產税的存在使富豪們可以進行利益比較：與其交遺產税，不如捐錢建公益性基金會。法治化社會條件下基金會的規範化運作，也讓他們覺得比較安全可靠，能夠“流芳百世”。而且，伴隨着家族的傳承，基金會還會帶來一些無形的好處，日本的一些財閥就很看重這一點。另外，美國政府對於匹配給慈善機構、公益基金會、非營利組織的引導、扶助政策，如税務優惠等，也是非常清晰的。

在中國經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建設並運行健康的第三次分配機制，值得高度重視。這些年間，助學、救災、捐獻、志願者組織、基金會等已經有了較豐富的實踐，也越來越為社會所認知。當然，毋庸諱言，發展中的問題和挑戰也必須正視。我們已見到有作秀式的粗暴公益，還有魚龍混雜的一些欺詐，或者説是做公益，其實抱有強烈的商業動機，等等。如何掌握治理的分寸和這方面的制度建設？相關機制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既不完全否定存在商業動機（如為了提升社會形象和知名度），又能讓這樣的公益行動走上健康軌道。還有，個人捐助後，個人所得税應享有優惠，但在具體實踐中據體驗者反映，手續過於複雜，如何更好實現對居民個人公益行為的引導和鼓勵？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因此，作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構建和培育第三次分配相關體制機制的同時，管理部門應積極優化相關引導支持方案和政策。應做好典型經驗的總結和推廣，強化重點示範，並積極研究和推進相關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涉及房地產税、遺產和贈與税等）的税制改革，動態優化相關的法律法規。（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