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駿：日本莫錯過對華轉圜“重要關口”

再過一週，日本政壇就將進入“至關重要的9月”。即將到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以及可能的國會眾議院提前選舉，將為觀察日本未來幾年的內政外交政策提供關鍵線索。日本國內政治這一系列重要事件將對日中關係產生何種影響，也是輿論關注焦點，特別是2022年將迎來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50週年的重要節點。面對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中日關係現狀，已有日本分析人士提出中日關係可能在明年迎來“重要關口”。站在大歷史角度，百年變局對中日關係提出了新要求，也為這對關係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外生性動能。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就已開始呈現深刻調整、激盪博弈的新特徵。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進程，甚至給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性。時至今日，世界經濟正面臨着新冠疫情與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疊加挑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環境治理體系、能源治理體系等均亟待有效的結構性改革。在此背景下，中日兩國同屬的亞太板塊秩序也正面臨多方面挑戰，內外部干擾因素亦在持續增多，和平與穩定的基本常態備受壓力。

當前，亞太部分國家仍試圖維持戰後域內“一極化”的傳統格局，同時積極拉攏域內和域外盟友以維持所謂“勢力範圍”和“絕對優勢”。這種逆時代發展潮流而動的行為已對地區穩定造成不小壓力，也成為威脅未來地區穩定的主要負面因素之一。

面對全球及地區格局的深度調整，中日關係的地位與重要性確如一些日本分析人士提出的那樣應該有所改善和提升，這將涉及雙邊、地區及全球等多個層面。鑑於此，中日雙方尤其日本須再次以長遠視角觀察、理解、發展中日關係，這樣才能使其成為地區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撐力量。

為此，以下兩方面或是可供選擇的政策切入點。其一，日本外交應真正強化必要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擺脱對美“亦步亦趨”魔咒。就戰後日本外交政策而言，對美依附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有評論甚至用“美國的影子政府”來揶揄日本政府。尤為重要的是，日本的對美外交實則與其國內政治深度交融，後者甚至有時高強度地依賴前者而得以存在或延續。一般而言，日本國內較為弱勢或執政基礎薄弱的政權，往往採取較強的對美依附性外交政策，以換取美國政治“背書”或“信任”，藉此延長其在日本國內政壇的執政。而這一慣用伎倆，在安倍政府執政後期及菅義偉政府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進而導致日本的對外包括對華政策失去基本平衡。

其二，日本需儘快調整心態，冷靜客觀看待中國發展。2010年中日兩國實現經濟總量的“歷史性”換位，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十多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經濟保持了中高速穩定增長，日本經濟卻始終徘徊在負增長或低速增長之間，經濟發展問題並無本質改觀。以此為背景，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中日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拉大。2020年中國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總量也首次突破百萬億人民幣大關，已經約為日本GDP總量的3倍。中日之間經濟實力差距拉大，進一步加劇日本面對中國時的“心理失衡”。

這裏尤須指出日本媒體的作用。媒體報道目前仍是社會大眾獲得信息的主渠道之一。善意、真實、準確地向國內社會傳遞外來信息，有助於一國社會大眾做出公正、客觀的認知與判斷。反之，扭曲、片面的信息傳遞往往容易導致國內社會在認知過程中發生偏頗、差錯，甚至走極端。關於這一問題，部分日本媒體，尤其右翼媒體在報道中國時缺乏必要的客觀性和準確性，以致誤導日本民眾在對華問題上的認知和判斷。日本國內不少民調都顯示，部分日媒的這種做法正進一步加劇日本社會在對華問題上的心理失衡，“排華”“反華”等不良情緒有所上升。

綜上所述，當前中日關係面臨諸多內因素干擾，但從長遠看，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這一重要命題，仍然為其中長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強大韌性，這是雙方尤其日方必須審慎對待的問題。（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