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德國不能放任對華錯誤認知蔓延

2014年默克爾60歲時，特別邀請德國全球史專家于爾根·奧斯特哈默教授在為她舉行的生日慶祝活動上做報告。這位德國總理關心的是歷史能給政治和人生帶來哪些啓示，她和上千位客人一起領悟全球化時代的政治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徵：事件在歷史時間上關聯，在現實空間中聯動，國與國之間的任何關係都是“相互的關係”。而在大國互動層面，默克爾格外關注德國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認為處理不好與中美的關係“是危險的”。

作為政治家，默克爾關注中國不言而喻，因為這攸關德國全局利益。但她對中國的關注有更廣闊的視角。她希望歷史學家能夠解答，歐洲在歷史上為什麼對中國忽冷忽熱？同樣，她也十分重視對美關係，希望梳理其中的歷史變化，力爭在強勢的美國面前維護德國自身的戰略自主。

駕駛德國這艘巨輪不易，默克爾希望在歷史的觀察與思考中獲得處理現實問題的啓發。而缺乏歷史感的政治往往難有寬廣的眼光，難免做出狹隘的判斷。

默克爾講歷史可謂用心良苦，而且她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就在今年8月2日，她的國防部長卡倫鮑爾高調歡送德國海軍“巴伐利亞”號護衞艦駛離德國北部的威廉港，進行為期7個月的軍事行動，重點是在亞洲地區與盟友聯合行動，“旗幟鮮明地維護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德國外長馬斯更是毫不掩飾地聲稱：要和日本等盟友協調一致，應對中國的強大，為亞洲安全“承擔責任”。

這番言行顯然暴露了其歷史感缺位，忽視了歷史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關聯。121年前的1900年7月27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就是在同一港口附近為瓦德西率領的德國軍隊送行，留下了至今仍受世人譴責的“匈奴演説”。那是八國聯軍的年份，對中國人而言，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時代。德國要和日本等國聯合維護亞洲安全？對遭受過二戰災難的人們來説，日德高調的軍事合作只會觸發令人不寒而慄的記憶。

歷史感悟重要，現實自覺也很重要。德國政府多年前就意識到對華關係的重要性，而德國尚缺乏對現今中國的知識，缺乏“中國能力”，德國聯邦教育部因此出台了促進“中國能力”建設的計劃。增進德中兩國教育交流與理解是很有遠見的決策，但聯邦教育部長卡利切克卻給出一個令人費解的註解：要促進德國“獨立的中國知識”，不能讓中方機構施加影響。

這是要讓德國具備沒有中國的“中國能力”嗎？不知這位部長到底是想促進還是要給原本良好的中德教育交流設置政治化障礙。筆者在中德教育和學術交流領域工作多年，深切感受到雙方大學和教育機構真誠的合作願望、重視與投入，政治實在不應給這些利於長遠的交流注入對抗元素。

德國一些精英在對華關係上的嚴重誤判，集中表現在把中國當作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三元論”上。前不久，德國外長馬斯再拾“三元論”稱，中國朝對手方向發展的趨勢在增強。實際情況是德國一些精英對中國的誤判在加重，他們竭力把中國塑造成“對手”，把本來正常良性的中德關係往歪處拽。

在部分政治和媒體精英鼓動下，逢中必疑、逢中必誣漸成德國“政治正確”潛規則，不管那些懷疑和誣衊多麼缺乏理性，暴露出多麼嚴重的“中國能力”缺失。德國知名媒體人馬提亞斯·納斯今年7月曾發文，言之鑿鑿地稱中國甘肅地區出現119座洲際導彈發射井，藉此渲染所謂“中國核威脅越來越大”。這並非納斯的研究調查成果，而是簡單照搬美國智庫和媒體的炒作，就連美國網友都發現相關建築物實際上是“風力發電站的基座”，而納斯對此隻字不提。就是這樣，他還被一些德媒稱為可與德國前總理施密特齊名的“偉大的中國通”，德國缺乏“中國能力”的程度就可見一斑了。

當然，也不排除有關中國的知識和能力欠缺是“有意為之”。今年年初，為護航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中國主動向國際奧組委提出為參賽者提供新冠疫苗。對這樣的貢獻，德國媒體卻傳播一位德國漢學家的所謂“專業評論”，稱中國這是在搞“疫苗外交”，藉此鞏固霸權地位、擴大國際影響。這位漢學家在大學裏講授中德跨文化交際課程，這就很讓人懷疑他能培養出什麼樣的“中國通”，能為提升德國的“中國能力”做出什麼貢獻。筆者一位真心希望德國理性看待中國的朋友擔憂地説：醜化中國成了德國一項“大眾體育運動”了，這不是中國的問題，是我們德國理性出了問題。

問題癥結在於，那些不斷毒化對華認知理性的德國精英沒意識到，德國是世界歷史上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鬥爭最久也最殘酷的國家之一，尤其冷戰時期地處意識形態兩大陣營的最前沿，承受了史無前例的制度較量和價值觀角鬥，這給不少德意志精英留下了深長的心理陰影，影響了他們觀察世界的眼光，特別是對不同制度的恐懼根深蒂固。

在對華關係上，他們有意或無意地把這種制度恐懼投射到中國身上，一是看不清中國的發展對內是基於悠久文化傳統，是在獨立自主基礎上吸收借鑑人類優秀成果，艱苦奮鬥創新進取的推動自身現代化進程。這條道路有着堅定的精神內涵和文化自信，是千百萬人在革命和建設中流血犧牲構築的，具有強大的源發內生動力，與歐洲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外源輸入特徵完全不同。也正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不是與其他國家、其他制度對抗或依賴，而是獨立自主地致力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二是看不清中國在對外關係上沒有歐洲唯我獨尊的一神教傳統，不渴望去征服其他國家人民的靈魂，也沒有歐洲唯我獨行的殖民擴張歷史，不謀求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和勢力範圍。簡言之，中國沒有歐洲歷史上形成的征服和擴張的文化和制度性心理勢能，中國文化傳統留下的外交理想是“協和萬邦”“和而不同”，這體現在現今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上。

因此，如果真把中國視為制度對手並基於這種認知管理對華關係，那將稱得上是德國的“世紀誤判”，説明德國缺乏正確和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戰略判斷力。（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