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數字化技術的運用

中國是世界上保存石窟寺文物最多的國家。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在2035年前完成重要石窟寺的考古報告出版工作”。

2012年，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受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委託，與須彌山石窟保護管理所聯合開展第三次須彌山石窟考古。這次考古與此前最大的區別，就是數字化測量記錄技術（即計算機三維建模技術）的引進和應用。從項目開始，大家就自發承擔起系統探索數字化技術介入條件下石窟寺考古方法論的任務，把它變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石窟寺考古中3D數字技術的理論、方法和應用研究》的實踐案例。

數字化技術引入石窟寺領域，從本世紀初前後計，已逾20年。“看”不明白就不可能記錄明白。把數字化技術引入石窟寺的初衷，是為解決複雜的洞窟測繪問題。眾所周知，石窟寺文物遺蹟特別複雜，包括開鑿工程、建築營造、佛教造像、佛教壁畫以及存續使用期間自然和人為導致的新舊疊壓等複雜遺蹟，實測記錄不易，一定程度上制約着石窟寺考古工作的進展。用數字化技術進行測量，首先是採用激光掃描或多圖像拍攝技術對洞窟進行全方位信息採集，通過算法獲得精確三維建模，把石窟寺“搬進”電腦，轉化成數字形態；然後根據三維模型，獲得傳統石窟寺考古要求的包括洞窟平面、剖面、立面、各壁面測圖的數字測圖——正射影像圖，用作傳統石窟測繪線圖的底圖；最後再清繪形成考古線圖，完成複雜洞窟內外遺蹟測量。敦煌、雲岡、龍門、大足等石窟，在21世紀前後陸續開展的考古工作中，均不同程度地引入過數字化技術，做出了寶貴探索。新世紀陸續出版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擂鼓台區》《大足石刻全集》《雲岡石窟全集》等考古報告和圖錄中刊佈的石窟測圖，大部分都是藉助數字化技術獲得的。

2021年5月，《須彌山石窟考古報告·圓光寺區》正式發佈。報告的整理出版，實現了宿白先生長久的心願。從1984年至2000年，宿白先生曾4次前往須彌山石窟考察，須彌山石窟是他考古生涯中傾注心血最多的石窟之一。當一些新技術被嘗試性地運用到石窟考古中時，宿白先生總是給予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但他也強調考古學者應主導調查方向，不能成為技術的附庸。通過須彌山石窟寺的考古，我們認為石窟寺考古中的數字化要堅持三項原則，即：考古立場、考古在場、考古標準。

考古立場，就是要明確數字化技術的根本任務是按考古原則，全面系統科學地記錄石窟寺遺蹟和遺蹟關係。具體技術方案和技術路徑，應針對遺蹟特點“因地制宜”地選擇、組合、升級。

考古在場，就是考古工作者必須和數字化工作者融為一體，對數字技術應用提出明確需求。考古工作者要充分了解、學習數字技術，敏鋭地認識數字化記錄成果對於考古工作的挑戰、價值和貢獻。比如線圖繪製，數字化工程師也好，清繪的人也好，不瞭解此遺蹟和彼遺蹟的關係，是畫不出來的。數字化記錄的是遺蹟的質感、色彩、風化、殘損等全面信息，遠超傳統測量所得。從數字測圖到清繪成線圖的全過程，可見兩種測圖表達內容的差異，前者可以看作對遺蹟全貌的客觀記錄，而線圖的功能不再是用於復原洞窟的空間信息，更應該是表達考古工作者對遺蹟的主觀認識。兩種測圖同時發表，可以讓研究者獲得更為全面的信息。

考古標準，就是在數字化技術使用過程甚至數據計算處理過程中，必須秉持考古學的科學客觀。石窟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它會一點一點地消失。考古學家徐蘋芳在總結宿白先生關於石窟寺考古測量的要求時，曾提出“一旦石窟寺毀廢，可以據記錄重建”。數字化成果圖件，應符合這個標準。這也是權衡數字化測量成果是否合格的唯一標準。

當下，還有一項衡量石窟寺數字化測量結果的直觀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支持原真3D複製。2017年12月16日，雲岡第3窟西后室在青島城市傳媒廣場以3D打印的方式原真複製成功。這標誌着石窟寺數字化成果，已隨着“活起來”的石窟走向公眾；也標誌着數字化技術對於石窟寺的測量記錄，已達到可復原標準——而這正是石窟寺考古測量的理想標準在數字化時代的實現。

石窟寺數字化，已經不僅僅是考古測量的一個環節，而成為石窟寺保護、研究、出版各項工作的基礎。石窟寺考古作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石窟寺考古工作者堅守考古工作原則，同時開放包容，學習和接受新技術、新知識，拓展新的考古工作方式。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