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正確識別和應對美西方的“詞彙陷阱”

對中國來説，與世界的交流中涉及的話語、概念、詞彙以及背後的知識體系，已經成為一個無形的博弈領域。在此發展過程中，正在發生從知識體系向詞彙標籤轉變的進程。

此前美西方國家習慣性使用“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支撐對中國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評價體系。這些概念背後，對應着一套相對比較完整的制度設計與治理模式。其最有力的證據，是在相應領域西方所具有的客觀實踐。隨着中外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尤其是伴隨西方這套治理體系在實踐中暴露出越來越無法被解釋的缺陷和問題，新出現的現象是，美西方開始不斷創造出一些詞彙，諸如“戰狼外交”“經濟脅迫”等，用於對中國進行負面的標識，並進行相應的批判。從實踐看，這些標籤本質上是一些文字的排列組合遊戲，用一些看似可以直覺化理解，但缺乏準確含義且經不起系統檢驗的表述，用來挖坑，給中國設置所謂“詞彙陷阱”。

這種招數其實並不特別新鮮。冷戰時期，對蘇東陣營，此類方法也曾經廣泛使用過。比較典型的標籤，是使用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詞彙標籤，來標識蘇聯領導人。相應的後果，歷史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展示。

陷入這種“詞彙陷阱”後，通常有三種比較常見的表現：

第一種表現，是將這些本質上屬於被人為製造出來的標籤，當成某種值得追求的目標，進行內生的“合理化”，進而真的將它們作為制定政策的指南和目標。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沉迷在美西方媒體對自己“改革派”和“開明領導人”的頌揚中，最終導致30年前那場極具魔幻色彩的政治悲喜劇。

第二種表現，是從另一個方面去認識和理解一些負面標籤，陷入台灣島內俗稱的“拿香跟着拜”的被動應付局面。直白地説，本質上就是仍然執着於“自身發展必須得到西方認可”，然後將西方為了打壓對手發明的“詞彙標籤”當成某種必須去除的標誌，陷入“污衊-辯解-再污衊-再辯解”的被動應對循環。不僅應對效果不好，而且容易陷入因為持續辯白而迷失自我的尷尬境地。

第三種表現，是從錯誤的方面總結西方挖“詞彙陷阱”背後的能力和技術，將美西方媒體玩弄空洞詞藻貼標籤的能力，當成某種全新的知識體系，或者當成西方的先進經驗，並沉溺其中不可自拔。這種挖掘“詞彙陷阱”的功夫，對西方來説，很大程度上是無法推動實現實質性變革的情況下，用於自我麻醉和自我滿足的替代性工具。很多情況下，“貼標籤”被當成“解決問題”與“戰勝對手”的替代品。在有限度借鑑某些技術層面操作性方法用於戰略博弈的同時，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避免走上歧路。

整體看，識別並正確應對這種“詞彙陷阱”的威脅和挑戰，首要問題是確立正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也就是回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框架下，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認識和理解當代世界在傳播領域的真實規律。就國際傳播的博弈需求而言，需要回到傳播的初心與使命，回到所謂“話語權”的基石，形成對自己的正確認識。顯然，對中國來説，國際傳播的目標，不是奢求西方的讚美、肯定與認可，而是要傳播事實與真相，矯正歪曲與抹黑。這種博弈應該聚焦於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場，即中國的發展取得的實質性成就、取得的真實經驗和作出的實際貢獻。

同時，在這種傳播博弈的過程中，要注意形成並完善屬於自己的節奏，而不是簡單的“刺激-反應”，以及被動且機械的簡單反駁與否認。從這種意義上説，講好中國故事，不是説只能講中國的好故事，也包括講中國的經驗和教訓、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但是，這裏的教訓、問題以及挑戰，都應該是在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中，根據中國自身的利益進行的判斷，而非簡單適用美西方事前選擇性地為中國設置的標準來進行判斷。這種競爭，是一種“展示型”的競爭。

我們當然要吸取美西方的經驗，那就是強悍的修辭能力支撐起來的詞語標籤創造技巧，以及符合時代特徵的、流暢的敍事體系創設和應用的能力。同時，還要汲取對方的教訓，自覺抵制過度膨脹的言説技巧對客觀真實的過度侵蝕。

從更長的歷史尺度進行系統觀察可以發現，當下，西方輿論熱衷為中國持續挖掘“詞彙陷阱”這個現象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傳播學陷入困境的表現。它已經失去傳播學應該具有的認知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性思考，繼而幫助主體矯正自身行為，從而形成正向循環的初心。現實中存在這樣的情況，即當外部世界出現讓美西方不舒服的現象時，他們就貼標籤，對其進行合理化解釋，從而讓受眾以為，世界繼續保持着他們想象中“歲月靜好”的樣子。原先承擔批判功能的傳媒，因此變成他們服用的認知麻醉品，這讓人唏噓。這樣做的長期結果之一，剛剛在阿富汗出現過。2019年美國自身的調查報告顯示，華盛頓從2001年開始就使用話語標籤粉飾阿富汗形勢，比如將自殺式襲擊説成是當地抵抗力量“陷入絕望”的表現。這種貼標籤的操作，直到2021年阿富汗局勢出現閃崩，並再也無法被任何標籤粉飾為止。

對中國來説，吸取這些經驗教訓，正確識別和應對美西方“詞彙陷阱”的衝擊與挑戰，在平視世界的新時代構建更加完善的國際溝通體系，更自信地與世界進行溝通和交流，是我們新時期必須完成的一項新任務。▲（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