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恩遠：伯力審判現實意義愈益彰顯

“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中國史學界稱為“伯力審判”）：歷史教育與現代挑戰”國際論壇近日在哈巴羅夫斯克舉行。俄總統普京專門向論壇參與者致函，稱這一審判意義非凡，論壇從保存歷史記憶和防止反人類罪角度來看更具特別重要的意義。作為參加此次論壇的中方學者之一，筆者做了相關發言。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蘇聯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蘇聯政府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對二戰元兇日本法西斯發動“細菌戰”的罪行，對包括最後一任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12名日本細菌戰戰犯進行的公開審判，使發動細菌戰的日本罪犯受到應有的懲處，因而得到國際上的廣泛讚揚。但由於美國的阻礙，日本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至今尚未完全被世人所知。同時，美國接收了日本製造細菌武器731部隊關於細菌實驗的全部資料，並送到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基地。筆者認為，現在關於這一基地的生物實驗與當前正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有什麼關係已經引起全世界不少科學家的質疑。所以，今天我們重温伯力審判，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曙光初現時，中、蘇、美、英、法等同盟國已經在考慮戰後對發動侵略戰爭的德國、日本法西斯罪犯進行審判。在《莫斯科宣言》（1943年）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中均規定對“戰罪人犯處以法律之審判”。二戰結束後，1945年11月在德國紐倫堡，由蘇、美、英、法等國組建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及1946年在東京，由中、蘇、美等國組建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分別對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進行了審判，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終於受到懲處，彰顯了歷史的正義。

但當年製造細菌戰的罪魁石井四郎等人卻逃脱了審判。其實早在二戰結束前後一段時間，中國的南京地方檢察院已將掌握的部分日本部隊進行細菌和活體實驗的罪證提交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蘇聯政府曾就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調查取證, 隨後將所獲各項證據材料提交,甚至還曾押送兩名親身參與實施細菌戰實驗的日本戰俘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擬就日軍細菌戰罪行提起訴訟。但在美國政府的野蠻幹預和庇護下石井四郎等被免於起訴。

今天，此事幕後原因已眾所周知：日本製造細菌武器的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不僅把關於細菌實驗的相關資料全部送與美國負責炭疽病毒等生物武器研究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基地，還堂而皇之成為其高級顧問。因為美國認為，“731部隊的細菌戰資料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保障的價值，遠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罪重要”。

但任何人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遲早要受到懲罰。“伯力審判”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犯罪而專門進行的國際審判；正義的判決使當年日本法西斯戰犯進行細菌武器開發、並在戰爭中針對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施放細菌武器等罪惡滔天的事實大白於天下。

雖然伯力審判已經過去70餘年，但對今天的現實狀況仍具有重要的影響。

首先，必須堅決捍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

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庭駁回了中國民眾就“二戰期間日軍細菌戰試驗應當向受害人做出賠償和道歉”的要求，也就是説，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仍對當年發動細菌戰的事實遮遮掩掩，拒不向當年細菌戰受害者道歉。

俄羅斯有一句諺語：“筆尖寫下的東西，斧頭也砍不掉”。伯力審判記錄下當年的日本細菌戰戰犯供述的日軍準備和發動細菌戰的鐵一般的事實是絕不可能推翻的。

這裏順便指出，在同盟國《波茨坦公告》等有關文件中，不僅宣佈戰爭結束後將對發動侵略戰的日本法西斯元兇進行審判，而且要求日本侵略者必須歸還在戰爭中被他們掠奪的領土。然而，日本政府至今仍拒不承認釣魚島屬於中國。

其次，必須防止日本細菌戰禍首731部隊借屍還魂。

今年6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幾年時間內陸續派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基地細菌戰專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在內的731部隊主要成員瞭解日本細菌戰情況。美國為了得到731部隊細菌戰數據資料，支付了25萬日元。美國實質上借日本731部隊這具歷史“殭屍”，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室進行罪惡的復活。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多國研究者指出新冠病毒和德特里克堡的聯繫：2019年7月，美國疾控中心就已經發現德特里克堡生化實驗室有多處違反安全操作的記錄。那時生物基地附近的一些養老院，也曾暴發過傳染性呼吸系統疾病，相關症狀則和新冠病毒的感染症狀類似。

2020年4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專家表示，我們注意到互聯網上的相關信息，美國也有人懷疑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基地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來源，但美國政府對此卻一直沒有公開回應。中國外交部多次呼籲，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實，就請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並就美海外200多個生物實驗室等問題公開更多事實，請世衞組織專家去美國開展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回應國際社會關切，用實際行動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必須説，伯力審判揭示了當年製造細菌病毒的日本731部隊的滔天罪行，人類社會絕不容許它在今天覆活。這就是伯力審判的現實意義。（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