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北約在阿富汗遭遇“蘇伊士時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阿富汗亂局中倉皇撤離軍事和外交力量，在大西洋兩岸特別是北約成員國中引發激烈討論。相對於美國撤離阿富汗的“西貢時刻”再現，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刊文認為，塔利班控制喀布爾被視為歐洲人和北約新的“蘇伊士時刻”。德國聯盟黨領導人、總理候選人拉舍特甚至毫不客氣地將撤離阿富汗稱作“北約成立以來最大的災難”。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雖然有意為該軍事集團的聲望挽回一絲顏面，卻也不得不承認面對形勢變化以及被迫撤離的無可奈何。從各個方面看，阿富汗變局都意味着北約在能力、責任和承諾等方面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歐洲國家將自身安全保障寄託在日趨蒼白的條約文本上已經愈發不切實際。

北約在“9·11”事件後發兵阿富汗，是其首次根據共同防衞條約第五條款採取的軍事行動，促使理論上受保護的歐洲國家因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而採取共同行動。隨着地緣政治格局和國際反恐形勢之變，干預阿富汗對於保障美國本土安全的收益逐漸遞減，美國視阿富汗軍事存在為“負資產”和“無底洞”的認知逐漸加強，歐洲國家則越來越多地成為阿富汗難民、動亂、恐怖主義等安全威脅外溢的受害者。

然而，美國在歐洲國家需要北約提供更多安全公共產品的情況下選擇當“甩手掌櫃”，逐步減少美軍在阿富汗的安全責任，讓歐洲國家承受阿富汗安全風險外溢的後果。這種戰略收縮從奧巴馬政府打擊“伊斯蘭國”時已經顯現，美國所謂的“背後領導”恰恰是放棄部分自身“盟主”責任，希望讓歐洲承擔更多地區安全負擔的體現。正如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傑里米·夏皮羅所言，美國只有在切身利益受威脅時才會推進與盟友的有效合作，未來北約框架下的安全危機管理恐怕也將按這一邏輯運作。

同時，隨着美國將地緣政治關注重點轉向印太地區，戰略關切聚焦大國競爭，其不斷推動北約轉型和重塑，希望將該組織改造為“組團”打壓、圍堵美國戰略對手的政治集團，偏移和淡化北約保障歐洲安全的主責主業。此外，美國還要求歐洲國家提升防務費用比例，實現在美國領導下“出錢出槍又聽話”的“安全自助”。而隨着美國正式撤出在阿軍事力量，歐洲國家在美國缺位的情況下更無法通過軍事介入影響阿富汗安全局勢，被拋棄感更加明顯。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最近刊文為西方撤離阿富汗辯解，稱北約聚焦大國競爭將使其重獲活力，而撤出軍力也並不意味着阿富汗會重新成為恐怖主義的據點。但這些説辭無法改變美國通過推動北約轉型把歐洲變為“工具國”，從而減少滿足歐洲安全需求的事實。拜登一再強調要修復“特朗普衝擊波”對跨大西洋關係的損害，希望重建歐洲對美國的信任，但阿富汗的亂局只能證明拜登政府“中產階級外交”的外衣下依然是無視盟友現實需要、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美國優先”原則。

因此，歐洲各國對於北約在其周邊安全問題上“靠不住”的認知將不可避免地上升。一些分析認為，許多歐洲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無論誰入主白宮，歐洲都不能完全依靠美國來照顧他們的安全利益。隨着美國對外戰略重心東移，歐盟將更需要構建和推動“戰略自主”，在安全維度上為自己提供北約之外的替代選擇。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2021年1月的民調顯示，歐洲國家60％的民眾認為“不能總依賴美國保護自身安全”，在傳統上更認同北約作為歐洲安全保障的丹麥、波蘭和英國，這項民調數據更是分別達到66%、69%和74%。

事實上，歐洲建設自主防務合作體系和能力的進程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時期就已大大加速。在理念方面，歐洲國家已經形成了推進“戰略自主”的決心，這種共識“不以美國總統的變化為轉移”。在美軍撤離阿富汗後，歐洲將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識只會更加強烈。在實踐方面，歐盟也在推進沒有美國或北約參與的周邊安全管理，法國和德國在非洲薩赫勒地區已執行多年反恐任務，自難民危機以來意大利等國海軍也在歐盟民事框架下進行難民危機管理。

應當看到，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北約“腦死亡説”曾掀起巨大波瀾卻又重歸平靜一樣，阿富汗國內政治的變化並不會讓歐洲人在心理和現實層面徹底放棄對北約的依賴，始自冷戰時期的慣性思維不會在朝夕之間徹底反轉。正如2021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仍有61%的歐洲人“對北約有好感”，而美國總統拜登也至少口頭上表示“美國不會拋棄對歐洲的集體防禦承諾”。

然而，在歐洲周邊地區安全風險外溢、歐洲頻繁遭遇“池魚之殃”的今天，歐洲對北約的信心損耗恐怕難以修復和逆轉，在“特朗普衝擊波”後又經歷“阿富汗衝擊波”的歐洲恐怕也必須走出一條跳出“舒適區”的新道路。（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