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弘：南太版“馬歇爾計劃”動機險惡

據英國《衞報》日前報道，拜登政府計劃向14個南太平洋地區主權獨立的島國每年投放10億美元，從金額來看，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南太地區用力最大、規模最廣的金援計劃。由於這項計劃的內容涉及該地區青年社會參與活動、民主治理體制建設、經濟發展項目、公共衞生、氣候變化、海上安全和災害預防等，筆者認為簡直堪稱南太版的“馬歇爾計劃”。

長期以來，南太平洋地區其實完全遊離在美國的全球戰略版圖之外。對於當地的民生與制度建設，美國既毫無興趣，也沒有任何意願參與。然而，幾乎一夜之間，太平洋上的這些島嶼忽然成為華盛頓眼中的“香餑餑”，成為年度重金投入的目的地，這不由令國際社會驚詫不已。

事實上，在明眼人看來，這項計劃的真實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南太島國的發展和繁榮。美方不加掩飾地宣稱，這一攬子計劃就是為了同中國在該地區開展競爭，維護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

換言之，這是一個基於零和思維的舉措，其動機完全是出於維持美國的地區霸權戰略。

近年來，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援助和商業投資項目增長迅猛，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共建項目框架下，中國在南太島國大力開展基礎設施、民生項目、教育設施、文化體育設施等建設，極大地提升了南太島國的經濟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條件，因而受到絕大多數國家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普遍歡迎。

中國與南太島國的合作是基於雙贏思維的。這些項目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加強了當地人才的能力建設，因而南太島國的營商環境和條件也得到了大大提高。在此基礎上，中資企業在當地的投資、開發和經貿活動也隨之水漲船高。2019年，南太島國出口的水產、木材和礦產一半以上以中國為目的地，總額達到33億美元。而無論是來自中國的援建和共建項目，還是在當地的經濟貿易活動，都大大地提振了南太島國的經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這個事實完美地詮釋了“合則兩利”的至簡大道。

然而，對於南太島國與中國開展的互惠互利合作，美國滋生了強烈的“酸葡萄”心態。近年來，美國及其代理人，如澳大利亞等國家對中國的援建、共建項目竭盡污衊抹黑之能事。在美國的慫恿下，澳大利亞推出了所謂“太平洋升級計劃”，意圖加大自己在南太島國的存在感。而到了現在，美國乾脆親自上陣，直接投入重金，企圖以硬實力和軟實力作為“兩手”，同時滲透、捲入南太島國的經濟和制度建設，而其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打壓和排擠中國在當地的存在。

對於美國突如其來的“青睞”，其實南太島國政府和人民並不“感冒”。事實上，對這些深受極端氣候和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嚴峻生存挑戰的國家來説，它們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更多來自於氣候變化，而不是中國。相反，中國提供的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這些國家應對各種氣象災害和其他重大挑戰。

從美國拋出的這份南太版“馬歇爾計劃”來看，華盛頓提議打算在島國開展一些經濟建設工作，如交通設施、電力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項目，看似對中國“一帶一路”共建項目形成衝擊，但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更多是簡單重複和拙劣模仿。曾幾何時，美西方對中國在南太島國的建設項目百般挑剔、惡意中傷，到現在卻突然橫插一腳，打着“西方民主國家的開發計劃在道德上天然優越”的旗號想要趁機漁利，其實這正反襯出中國在當地合作共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南太島國在歷史上曾經長期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剝削，其經濟模式單一，社會發展滯後，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在這一背景下，這些國家其實非常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樂於和中國開展經貿往來，而從中國進口的各類性價比很高的消費品和民生用品不僅質量過硬，而且價格親民，讓當地民眾買得起、用得起。

澳大利亞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在當地雖然也開展援助活動，但是其內容往往侷限於所謂制度建設和意識形態養成，不少項目實質上就是旨在培養當地民眾親西方的世界觀，按照西方的政治和社會模式塑造或重塑自身，這在根本上是與島國當地的實際需求脱節的，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南太島國民眾從中完全沒有實質上的獲得感。

當然，中國古話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戰術層面，我們也需警惕和重視美國這份南太版的“馬歇爾計劃”。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及其盟國明顯對這一地區的態度發生180度的轉變，想方設法發力，企圖拉攏南太島國政府和人民，誘導其服務於美國的地區和全球霸權戰略。美國甚至開始着手在帕勞興建軍事基地，試圖將南太島國納入其遏制乃至打擊中國的“印太戰略”大框架之內，這正暴露出美國南太戰略的險惡動機。

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沒有地緣政治目標，無意同美國及其盟國開展零和競爭。如果美、澳等國真是着眼於南太地區的發展，中國樂於與其合作，共同耕耘，將南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但是如果美西方繼續頑固抱守着冷戰思維，將中國視作本地區的對手乃至敵人，那麼中國根本就沒興趣和它們“共舞”。“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和南太平洋島國的合作因為“兩利”，無疑會繼續興旺發達地開展下去，而美國的政治金援能撐多久，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