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澳大利亞軍事野心日益凸顯

近日，美英澳簽署安全合作協議，未來由英美兩國幫助澳大利亞建造8艘攻擊型核潛艇。雖然三方還需時間來確定這些核潛艇的技術細節，但單就數量而言，在攻擊型核潛艇這項指標上，澳大利亞就已經力壓英法等核大國。一個人口不到2600萬的國家，且並不面臨着緊迫的軍事威脅，突然要建造如此數量的攻擊型核潛艇，難怪消息傳出，不少國家和國際組織都表達了對此事件加劇軍備競賽的擔憂或關切。

作為一箇中等強國，澳大利亞近年來的軍費增長和裝備發展都很高調。2021年，澳大利亞的軍費預算位居世界第10位，已超過俄羅斯。2020年，澳大利亞國防部公佈《2020年國防戰略修訂》和《2020年部隊結構計劃》，宣佈澳未來10年將投入2700億澳元國防預算加強國防能力建設，在新型導彈、網絡安全以及水下監聽系統等方面加大投資力度。需要指出的是澳現役兵力不到6萬，現役人均軍費開支堪稱世界之最。

從地緣政治上看，澳四面被海洋相隔，沒有陸地邊界需要防衞，遠離各世界主要大國的戰略重心，地緣環境十分優越。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曾短暫對澳構成了實質性威脅之外，澳自獨立以來，就再沒遭遇過其他大國的軍事威脅。如果出於本土防禦或自衞的目的，澳大利亞完全沒有必要搞如此大規模的高精尖裝備。可是，澳大利亞為何在軍備發展上野心日益凸顯？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履行同盟的義務，以此夯實美澳同盟基礎。澳大利亞的主流意識偏執地認為，亞太地區廣泛存在諸如朝鮮半島、台海、東海、南海及中印邊界等熱點問題，以及愈演愈烈的各類地區安全困境和軍備競賽，這些問題失控的風險和代價很高，而只有美國及其同盟體系在亞太地區繼續保持強大存在，才能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二戰結束後，澳大利亞安全戰略的基礎就是加強美澳同盟。“作為美國在亞太戰略版圖的‘南錨’，澳大利亞希望繼續扮演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副警長’角色，通過不斷加強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擴大其影響力”。為此，幾乎參與了美國所有對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澳大利亞，將在世界範圍內支持美軍作為維繫同盟的“投名狀”或“保險”。

二是長期“以鄰為壑”，誇大周邊威脅。澳大利亞自詡西方世界成員，長期傲慢地看待其亞洲鄰居，心理上與亞洲國家存在隔膜，先天不信任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強國，而且從根本上質疑中國這樣的國家發展軍事力量的“合法性”。澳大利亞打着“中國威脅”的旗號發展核潛艇等先進裝備，殊不知，儘管中澳在經濟和政治領域時有摩擦，但中國從未在軍事上威脅過澳大利亞。然而，安全認知的泛化扭曲了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認知，其邏輯是中國在台海、南海維護領土完整、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行動“威脅”到了澳大利亞。顯然這是戰略焦慮和冒進威脅到了澳自己，將自己綁上美國的戰車。

三是以己度人，妄加臆測。澳大利亞是“小版”的美國，儘管能力相差很大，卻也有頻繁對外干涉的偏好和不體面的歷史，因而很自然地臆測其他國家一旦強大之後，也會效仿它自己和美國行事。中國的崛起是事實，但中國的戰略剋制也有目共睹，軍費佔GDP比例長期在2%以下，近30餘年來，從未與其他國家發生過大規模軍事衝突。

時代變化了，中國基於自身的先天稟賦、地緣環境和戰略文化，也會選擇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而澳大利亞由於對此缺乏認識或不願改變認知，仍在自己的世界裏臆想“中國威脅”。（作者是“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