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美國應儘快取消“中國行動計劃”

近期，所謂“中國行動計劃”的一系列案例頻頻遭遇司法裁判的滑鐵盧，它繼續存在的合法性和“種族主義標籤”也因此受到各方嚴重質疑和挑戰。要求取消“中國行動計劃”的呼聲正在高漲。

“中國行動計劃”是美國司法部2018年11月開始啓動的，它以所謂“打擊經濟間諜”和“竊取知識產權”為藉口，聚焦了龐大的公權力和資源針對在美華裔科學家和與中國有合作關係的科研人員進行系統性調查，一旦發現有在中國兼職或與中國高校、科研機構或企業合作研發的情形，便予以起訴嚴打。然而，截至今年3月底，美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網站公佈的所謂“典型案件”彙編中絕大部分所指控的罪名都是電信欺詐、虛假陳述、瞞報税款等等，而非經濟間諜或盜竊商業秘密。

近期3例被宣判無罪或撤訴的案件很有代表性。一是胡安明案。9月9日，田納西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託瑪斯·瓦爾朗極不尋常地越過陪審團，駁回檢方提出的3項電信欺詐和3項虛假陳述一共6項指控，裁定原田納西大學機械、航空與生物醫療學部副教授胡安明無罪。該案是“中國行動計劃”實施以來第一例公開審理的案件，胡也是首位出庭接受陪審團審判、首位被判無罪的華裔學者。二是王擎案。7月15日，美國檢察官在俄亥俄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撤回對華裔學者王擎的起訴。三是唐娟等五人案。7月23日，在預定審判日到來的前三天，美國司法部申請撤銷了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問學者唐娟等五名中國研究員涉嫌簽證欺詐、隱匿與中國軍方聯繫的指控。

“中國行動計劃”所涉案件接連遭遇司法受挫大致有三大原因。

一是證據不足，控方無法自圓其説。6月，胡安明案第一次庭審時，FBI探員就承認立功心切，“錯誤地指控胡安明從事間諜活動”，田納西大學教務長佐姆奇克也作證説胡安明曾闡明瞭與中國大學的聯繫，沒有隱瞞事實，陪審團審議兩天後，以“流訴”告終。在最後的庭審中，主審法官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即使從對政府最有利的角度來看所有證據，任何理性的陪審團都不會得出‘被告沒有披露與北京工業大學的聯繫，以欺騙獲得美國宇航局資助’的結論”。同時暗示胡的工作對NASA來説並不是一筆“賠本買賣”，因為NASA對胡的工作成果感到滿意。

在唐娟等五人案中，美國司法部決定駁回此案的原因之一是，FBI內部報告稱，與解放軍有關聯的研究人員屬於文職幹部，並不一定意味着服兵役。而且，軍隊文職幹部與非法獲取美國技術的行為之間的聯繫極其微弱。

二是調查取證程序違規，非法證據不予採納。唐娟等五人案的辯護律師稱，FBI特工在沒有首先告知他們有權拒絕回答問題的情況下，不恰當地進行調查面談，違反了米蘭達法則。王擎在被訊問時也存在相似情形。

三是政府的越權和釋法含糊。在胡案和唐案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政府是否誇大了這些研究人員的威脅。FBI對胡進行了近兩年的調查，除了不完整的撥款披露和利益衝突表格外，幾乎沒有什麼證據表明胡教授參與竊取美國技術或與中國軍方有任何關聯。正如該案的陪審員所説，“這些錯誤彰顯了FBI的冷酷粗暴和巨大野心”。

同樣，在唐娟等人的簽證欺詐案中，美國司法部大張旗鼓地宣佈了這些逮捕行動，但FBI最後也承認，軍隊文職是一個不可靠的指標，與表明其軍事隸屬關係存在惡意混淆，更不是跨國技術轉移活動的標誌。

而且，“中國行動計劃”正在加劇亞裔學者受到的種族偏見。美國非政府華人組織百人會與律師安德魯·金聯合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09年以來，被控犯有間諜罪的絕大多數是亞裔，而且擁有亞洲姓名的人受到的懲罰更為嚴厲。這樣的“種族定性”和變相的種族歧視嚴重干擾了學術自由，污名化了常規的國際合作，在美華人學者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局勢。

9月13日，177名斯坦福大學教授、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司法部部長，批評“中國行動計劃”嚴重偏離既定目標，損害美科研競爭力，煽動種族歧視，要求將之取消。8月19日，美國20多個亞裔團體聯名致信拜登稱，“中國行動計劃”使亞裔移民特別是華裔科學家遭受種族歧視、監視和不當起訴，應予暫停。7月，近100名國會議員致信司法部長，要求調查“中國行動計劃”是否受到種族定性的驅使。白宮科學顧問埃裏克·蘭德近期表示，正在起草針對聯邦資助科學家的新研究安全要求原則，其中沒有再提到“中國行動計劃”。

這一連串變化預示着該計劃可能會被大幅修正或取消。美國物理學會在8月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美國政府試圖解決科研安全問題的‘中國行動計劃’，是美國政府自身的過激反應措施，也是比問題本身更糟糕的應對方法”。

我們看到，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政策和對全球科技霸權地位的執着，成為未來重啓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最大阻礙。世界範圍內，研究團隊之間的自由信息交流對科學的進步至關重要，美國政府試圖阻止合法科學交流的舉動只會使其尋求解決的問題複雜化，也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其競爭力和國際聲望的喪失，繼而威脅到未來的經濟發展。同時，我國應抓緊時機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建設，向海外思歸的科學家釋放友善信號，樹立示範效應，吸引更多海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國效力。（作者是國際關係學院知識產權與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