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中:岸田有望止住中日關係下滑勢頭
作者:吴怀中
岸田文雄成為日本新首相後中日關係能否走出困局備受關注。分析普遍認為,岸田內閣在對華關係上若想有所作為,將面臨很大牽制和困難。但辯證地看,在目前日本政治格局及生態下,重視對話、傾向求穩、政策務實的岸田當選,對中日關係而言並非“下籤”。下一步雙方溝通如能及時跟進、靈活順暢,兩國關係不乏戰術緩和及企穩轉進的機遇窗口,可以有所期待。
岸田難改日本對華戰略基調
根據目前情況判斷,岸田與前任的政策連續性應是遠超變化性,日本對華戰略的核心原則或手段難以發生有意義的突破或轉變,總體對華政策不會發生巨大改變。有人將岸田的派閥血統、個人風格或競選話語,作為推測其上台後對華政策走向的依據。這些個人或策略層面的因素當然需要考慮,但這只是一種格調而非政策。實際上,安倍、菅義偉上台後,在對華外交上都有異乎“風格標籤”的意外政策表現,因而更重要的,是當前日本的國家利益界定以及對華政策範式的宏觀規鎖效應。

近10多年,日本幾乎所有外交防衞政策文件都在高調渲染安全環境險峻以及所謂“中國威脅”,認定中國崛起“改變現狀、挑戰秩序”,妨害日本的安全、繁榮和價值追求。基於此,日本選擇採用典型現實主義邏輯的“制衡”戰略。在這樣的大戰略設定下,日本對華政策呈現兩大主要特點:
一是政策核心原則有很強連續性,包括加強軍力建設、強化日美同盟、在全球尤其印太廣泛拉幫結夥等。這些“制華”套路不以首相個人意志為轉移,對岸田來説也是如此。二是當外部條件發生重要“不利”變化時,為避險止損,日本對華制衡戰略亦會伴有“戰術對沖”等策略性變化。這也是其對華外交姿態顯現搖擺不定和機會主義色彩的原因所在。
同時,就自身執政條件而言,岸田改善中日關係面臨很大制約因素。美國的戰略管束、“安麻體制”及政壇保守右翼坐大、已被毒化的對華“輿情民意”,這“三座大山”可能遠非岸田的政治權勢與戰略魄力所能對抗或搬動。並且,岸田的要務是解決國內經濟民生、應對兩場艱難選舉,在對華外交上能投入的資源實在有限。
戰術緩和與階段企穩或可期待
岸田雖屬弱勢首相,不致日本對華戰略發生劇變,但他可以也需要在其中加入一些自主想法,打造外交亮點,顯示政策特色。實際上,岸田在施政演説中談及對華關係時,就表示“同中國構築穩定的關係”,稱“將繼續和中方保持對話,就各種共同課題展開合作”。可以説,其有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也具有部分有利條件。
首先,岸田將經濟與民生作為施政重點,為中日合作與關係穩定留下了空間。岸田提出“新型日式資本主義”、“令和版收入倍增計劃”、改善分配與貧富差距等政策主張,表示“經濟增長即為資金來源”。就此而言,中日既能“加強治國理政交流和經濟政策協調”,也能在經貿領域找到互利合作、推動兩國關係企穩的巨大空間。
其次,岸田豐富的政治閲歷與外交經驗,可以發揮相應作用。岸田曾長期擔任外相,處理外務慎重持穩,在執行安倍對華路線上並無明顯激進表現,在推動2014年以後的中日關係轉圜過程中亦不乏作為。作為相對“知華派”,其知曉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來龍去脈以及政策紅線所在。例如,儘管做了一些涉台“選舉表態”,但其10月8日的施政演説中並無涉台表述。
再次,岸田對華既有溝通渠道也有對話意向。岸田深知與中國保持溝通的重要性,在各種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重要鄰國,中日應進行對話、舉行首腦會談。其任外相多年間與中國外交負責人保持工作夥伴關係,彼此熟稔。
最後,2022年的兩件國際及雙邊盛典大事,是岸田也是中日之間的機遇。岸田已表示日方期待北京冬奧會順利召開,雙方因勢利導、積極互動,則可發現關係轉圜契機。另外,岸田指出面向202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50週年進行首腦對話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岸田所屬派系“宏池會”及其代表大平正芳等,曾為兩國恢復邦交做出卓越歷史貢獻。中日可藉此重温初心,相向而行,重啓因疫情暫停的首腦外交,“共同迎接這一重要歷史節點,開闢兩國關係新的發展前景”。
日本對華政策尤須汲取反面經驗
岸田曾在競選期間屢放狠話,圍繞經濟安保、國防建設、“人權”處理、“島爭”應對等均有鷹派表態。我們更願相信這是一種競選策略而非政策誓言。面向未來,中日要認真汲取兩國關係正反兩方面經驗。近期中日關係遭挫下行,其中的反面經驗尤其值得岸田新政府注意和汲取。
一是要精準拿捏經濟安全保障與正常經貿往來之間的“度”,勿使前者過度從而攪亂中日經濟合作,傷及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岸田非常重視經濟安全保障,但茲事體大,須切實把握平衡和適中。
二是在推動軍事轉型方面,慎處“自衞”與“攻擊”邊界。岸田在選舉季對日本“整軍經武”顯露熱切姿態,針對目標不言自明,此易造成中日安全困境及地區不穩。互不構成威脅是中日政治共識,亞洲鄰國期待的也是“文雄”而非“武雄”首相。
三是在干涉中國內政方面應停打擦邊球,勿踩紅線。隨着對華博弈加劇,日本圍繞“人權(價值觀)”及“台灣問題”打開此前禁忌工具,屢屢“踩線越界”,致使中日關係出現新的複雜困難局面,對此中方已有多次提醒戒告。
四是須理性辨識一般(邊境)爭端與戰略對抗的區別,勿以“一島之爭”煽動國家危機與總體對抗、以局部爭端綁架整個中日關係發展。
五是不應使對華外交被內政因素綁架和干擾。坐視和放任日本政壇的保守右翼等非健康勢力肆意攪亂、禍害中日關係,危害極大,後患無窮。
六是日本當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保持適度平衡姿態,維持一定戰略自主。日本曾一度在國際關係的複雜權衡中設計微妙平衡的對華政策,但在近期尤其菅義偉執政的一年多里,日本外交出現嚴重失衡,奮力聯美製華,導致中日關係持續僵冷。
總之,如果岸田內閣切實吸取反面經驗,自肅剋制,釋放對華善意,惡化不止的中日關係首先或可按下暫停鍵。再通過雙方積極溝通與互動,在動態演進中推進持續小步積累,那麼在岸田政權下,中日關係將可能有較大緩和餘地與發展空間。(作者是中國社科研日本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