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西方主流經濟學身染“內卷化瘟疫”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昨日揭曉，頒獎詞寫道，今年的經濟學獎得主提供了有關勞動力市場的新見解，並展示了可以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於因果關係的結論。這是預料之中的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仍然執迷於實證和實驗經濟學而遠離現實，不注重理論創新。所謂勞動力市場的新見解，不過是研究難民和移民如何影響當地工資水平。

諾貝爾經濟學獎原本是一個影響很大、關注度很高的獎項，近年來卻越來越冷清。套用一句現在流行的網絡用語，經濟學諾獎已經內卷化，這種狀態預示着西方主流經濟學近幾十年來“只有數量的增長、沒有質量的改進”。大量事實已經證明，曾經感覺良好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早已跨過自己的高光時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經濟學的發展總是和時代脈絡緊密相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成於英國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凱恩斯寫就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置身於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背景，再到後來 70 年代經濟滯脹，也催生出新的經濟理論。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是一百年來人類最嚴重的公共健康危機，同時也引發自二戰以來程度最深的一次經濟衰退。由於西方主流經濟學困守於傳統西方經驗和舊有的教條無所作為，至今開不出有效的理論藥方。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任何理論只要抱殘守缺，就只能走向死衚衕。

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數理模型推導下的分析方法，已經被證明行不通了。經濟學不能只是數學中的推演，它必須直面真實世界的複雜和挑戰，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敢於回答和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看看國際主流經濟學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它們中的大多數不是為了解釋現實的經濟現象，而是為發表而發表，學術論文成為小圈子中互相欣賞的“智力遊戲”，這已成為國際上經濟學研究的另一場“瘟疫”。作為西方經濟學發展象徵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在這場經濟學“瘟疫”中因為缺乏免疫力而褪去光環。

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現實經濟發展中的表現漏洞百出。歷史和國家將經濟學召喚到前線，結果西方主流經濟學不但不治病，反而讓經濟發展“染病”。今天的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的持續性低迷只是讓已進棺材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又多了幾顆蓋板釘子。世界經濟發展需要為未來打開更大空間的經濟學新理論。

傳統的地震、海嘯、饑荒等天災人禍會讓人類團結一致，而新冠病毒卻讓西方各自為戰，相互“甩鍋”，一片混亂。從中國抗疫和推動經濟復甦的成功經驗看，相比於對抗與競爭，重振世界經濟，合作和集體主義似乎更迫切和更有效。因此，在當今世界正處於大分化大變局的時代，中國率先發出“全球發展倡議”。正因為如此，今天的中國人更有資格去平視西方主流經濟學。

最關鍵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堅持的市場與政府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質變。事實上，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40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預示着中國道路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桎梏，在經濟發展實踐中重構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

能否回答和解決好現實問題是經濟學理論的最好試金石。世界經濟發展和治理期待經濟學新理論，新的經濟學理論只能來自於新的偉大實踐成功經驗，中國過去40多年的發展偉大實踐成就是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金礦。但是，目前中國經濟學主流教科書仍然深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經濟學理論話語權和研究範式仍受制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而且，我們經濟學的不少主流學術刊物仍在東施效顰，向國際主流刊物學習與靠攏的趨勢和潮流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人們是時候警醒了。他們需要更好地立足我國改革發展實踐，樹立全球視野，研究、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發展實際、具有中國特色，才是發展中國經濟學的着力點，也是中國經濟學界肩負的歷史使命和重要任務。今天，中國經濟學人們需要很好認清這一點，不宜過度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而忽視西方主流經濟學內在的根本性缺陷和當代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作者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