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正視中美關係複雜性並積極應對

近來，中美關係出現一些積極跡象。在孟晚舟歸國後，10月6日中美在瑞士蘇黎世舉行了高級別面對面會晤。對於持續六個小時的會晤，雙方都表示將保持經常性對話溝通。10月9日，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舉行視頻通話。中美雙方在介紹這兩場互動時都提到“是建設性和坦誠的”。

在同一時期，也有加劇中美關係緊繃狀態的消息傳出。例如美軍特種部隊成員偷偷在台灣訓練台軍人員，以及美國中情局成立“中國任務中心”，聲稱專門應對所謂“中國威脅”。積極面和消極面同時存在，我們該如何看待中美關係中的一些“新苗頭”？

首先，貿易戰若能部分“休戰”，客觀上可對中美關係產生正向作用。戴琪在此前闡述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概要時，明確表示可能會撤銷一些商品的關税，同時不要“脱鈎”而要“再掛鈎”。美國為何會出現貿易政策調整呢？美方對此進行了長達半年的評估，現在得出了一個結論：貿易戰打起來不僅沒有給美國帶來好處，反而使美國遭受了巨大損失。另外，在美國發起貿易戰期間，中美貿易也並沒有減少，反而逆勢上升。美由於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損失了約3200億美元。美國有45%和33%的受訪者分別認為對華貿易戰不利於美國經濟和其家庭財政狀況，認為有利者為31%和20%。美方真切意識到中美貿易對雙方都是剛需，市場力量強大，難以阻斷。

但要看到，美貿易政策即便回擺，也只是迴歸正常狀態而已,拜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理性。而美方基於利益的評估，“再掛鈎”也就是一個正常的選擇。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裏有“緩兵之計”的成分，美國希望在一個時間段內減少對華貿易的所謂“過度依賴”，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尤其在目前疫情之下，美國經濟面臨諸多困境，華盛頓很難做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所以只能繼續保持目前這種狀態。

其次，相互依存與權力爭鬥，這兩大因素仍然複雜辯證地交織在一起發揮着作用。中美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很多錯綜複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尤其是一些相互對立的因素交織在一起。比如，美國把中國視為“最主要戰略對手之一”。從權力爭鬥的角度看，美國一直在採取打壓、削弱中國的政策。而在另一個方面，雙方貿易的相互依存程度又非常之高，美國很難完全阻斷與中國的聯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採取了競爭與共存、對抗與合作的複合政策。但中方並不接受美方這一對華政策，不能想對抗的時候就對抗，想合作的時候就合作。所以，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使美國無法採取簡單、單向的非黑即白的政策。

整體來看，貿易依存和權力爭鬥這兩個美國決策中因素的存在，使極端惡性競爭（及軍事衝突）的發生面臨着無形之手的限制。在某個階段，這兩種因素誰更佔上風，主要取決於美國經濟是否面臨比較大的困難。當前，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產業鏈中斷、美股因“債務上限”連日下跌，必然需要尋求緩和危機的渠道和手段。而一旦美國經濟上揚，尤其在經濟結構上做出了調整，在供應鏈、產業鏈上找到替代方之後，權力政治因素又會佔據主導地位。

另外，美國政府通常還會採取“雙軌並進”的策略，一方面恢復對華接觸，另一方面又會在南海、台灣等問題上製造事端，目的是在國內政治中對強硬的對華輿論氛圍“有一個交代”。其本質是，美國仍然以競爭和對抗來界定中美關係。因此，中方在蘇黎世會晤中強調，中國不接受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第三，中美關係發展仍然道路曲折。雖然出現了看似緩和的跡象，但不能就此認為中美關係已重新走上健康的軌道。未來仍有可能出現波折，需要雙方付出不懈努力。

筆者認為，中美關係未來發展需有四個防止：其一，防止顯性競爭變成隱性競爭。防止美國明面上緩和關係，暗中仍在採取惡劣的做法。歷史上，美國慣用兩手政策，一方面搞合作型施壓，一方面搞軍事威懾。所以，中方提出要有清單和底線，同時要有危機管控。

其二，防止國際制度層面的不當競爭。美國在國際制度層面經常採取多重做法。如另起爐灶，美國有意於拉“小圈子”搞新集團政治，實施排他的小範圍新制度規則共享；或者在制度層面以美國為標準制定市場競爭規則，以不公平不合理的方式打壓競爭對手。

其三，防止高科技競爭外溢到更多貿易領域。我們要理性地認清一個事實：美國對華科技打壓不會因貿易政策的調整而改變，這個策略已經上升到美國的戰略層面。而高科技競爭會波及諸多企業，也會對貿易關係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貿易掛鈎是局部的、有限的，科技脱鈎也是難以避免的。

其四，防止階段性動盪衝擊中長期共存。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給中美關係注入了大量“不確定性因素”，階段性危機出現的頻率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圍繞美國國內政治出現的週期性波動也會時有發生，而這一切對美國所提出的“長期共存”也帶來了變數。如何防止因階段性危機的失控以及局部軍事區域的戰術性誤操作，引發的戰略性失控，是中美關係長期共存的嚴峻課題。

我們希望中美關係能夠找到新的磨合相處之道，然而也不要抱有過高的幻想，中美關係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複雜性。不能稍有緩和，就想當然地認為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也不能因為中美關係出現階段性困境，就認為中美關係會就此一路下滑。中美要長期共存，不僅要避免極端的做法，更需要多做出互利共贏的努力。（作者是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