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德國新政府對華政策會否生變

國際輿論密切跟蹤着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政治生涯最後階段一站又一站告別訪問，而對她之後德國新政府的產生和內外政策方向沒有傾注足夠關注，好像並沒指望會有太多戲劇性變化發生。的確，無論哪些政黨聯合組閣，氣候、數字化、養老、最低工資和税收等內政議題都是核心議題，因其背後有着各自選民的利益訴求，選戰後各黨要“回報”支持者，而外交議題則會被暫時“邊緣化”。

目前來看，德國最有可能組成新政府的是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媒體展示三黨在熱烈和諧的氣氛中，圍繞氣候環保增加經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降低養老金、高速公路不限速等諸多問題達成一致。但就像所有開始時歡天喜地的婚姻並不意味着結局也會皆大歡喜一樣，即將組成新政府的各黨當前展現出的和諧可能很快受到現實挑戰：在氣候和數字化等問題上德國無力獨自解決，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永久一枝獨秀。新的政府如何迎接外部挑戰和機會，如何能在充滿變化和危機的世界中增加符合德國利益的機遇，決定着新政府是否能夠穩定執政。

首先，美國戰略東移，德國如何對美“斷臍”，推動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美國既給歐洲帶來穩定，也製造了揮之不去的夢魘。儘管德國精英階層很少有人公開承認，但美國從沒放鬆過對德國在歐洲做強的警惕。特朗普總統的打壓和拜登總統的示好，歸根到底是要德國在實現美國利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或是在北約內帶頭交防衞“保護費”，或是合夥對付美國給德國定義的“共同威脅”。美國執政者在利用德國這個目的上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方式。如何對待與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如何與法國一起帶領歐盟定位和推進戰略自主，這是德國新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挑戰。

其次，中國快速持續發展，德國如何對華互動，獲得發展新機遇？受美國脅迫和某種所謂優越感影響，德國對中國的發展懷有越來越矛盾的心態，比如一方面借重中國發展獲得了幾十年經濟增長，與中國密切深入的經貿關係也保障了增長可持續性，但另一方面又片面認為經貿關係過密會對中國產生所謂“危險的”依賴。甚至把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誤判成對西方民主的制度挑戰，並將這一誤判和密切的經濟關係混在一起，不斷誇大中德雙方制度對抗的程度。

這樣非理性的對華認知不斷蔓延，形成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近日德國電視二台一檔客觀比較中美差異的節目，就因講述中國抗疫等成功故事而受到責難，不得不被下架處理。德媒體涉華信息和觀點供給日趨片面，客觀認知受到冷落甚至圍攻。相反，所謂“中國製度威脅”論不斷加劇，一些被視為“中國通”的德國智庫人士近來竟呼籲德國政府支持台灣，可謂唯恐中德關係不亂。中德都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成員，世界安全穩定根本上符合中國和德國利益，這也包括中國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德國明智的人應該看到，美國等不斷慫恿“台獨”勢力破壞兩岸和平統一進程，這種做法極其危險。而德國那些鼓譟所謂“在台灣捍衞民主制度”的聲音，就是自毀和平的蠱惑。

有德媒注意到，可能組成德國新政府的綠黨和自民黨在競選時對中德關係説過一些狠話，因此未來中德關係可能不容樂觀。這言過其實了。筆者認為，一旦履行執政責任，新一屆德國政府會很快告別“政治浪漫”，嚴肅面對複雜現實，在對華關係上也會認識到中國持久發展主要依賴內在動力但與世界又保持着密切開放互動，也會認識到“德國願承擔全球責任”但又“不能單獨解決這個時代的重大任務”。這是組閣各黨目前發佈的信息，透出它們的責任意識。

關鍵還是經濟社會發展。無論哪些政黨聯合組閣，氣候問題和數字化都是德國未來政府的政策重點。而這些領域的確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掌控的，需要全球各國負責任地合作共治。即便傳統經濟領域，全球共治也已必不可少，比如即將誕生的全球跨國企業税收體系，就與中德兩國專家和政府層面的合作密不可分。源自華盛頓“脱鈎”的兇猛浪潮正在慢慢消去，“再掛鈎”又要漸成時髦字眼，無論什麼修辭，如今的技術和生活方式早已把各國融進一個全球體系，人類不可能再回到霍布斯稱之為“人對人是狼”或者東方先人們嚮往的“小國寡民”原始狀態，全球化註定以每個時代不同的特點演進，把各國更緊密地聯為一體。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特徵，身處其中的各國政府必須統籌內政和外交，中德兩國在應對全球責任和國家治理方面也有很多交流合作的空間。（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