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鮑威爾為中美關係做了什麼？
美國首位黑人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因新冠併發症去世，終年84歲。
鮑威爾於2001年1月到2005年5月擔任小布什政府的國務卿。這段時間的中美關係穩定向前發展，被鮑威爾稱為兩國關係30多年來“最好的階段”。
至今，很多專家仍對鮑威爾對中美關係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持積極看法。
鮑威爾上任不久就碰上了中美關係出現危機。
2001年4月1 日，中美兩架軍機在中國海南島東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國專屬經濟區發生碰撞，中國飛行員王偉犧牲。美國軍機未經允許迫降海南島陵水機場。鮑威爾在事發後公開表示遺憾，後又致函時任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對撞機事件表示“sorry”，為平穩解決這一危機創造了條件。
鮑威爾在他四年的任期內曾三次訪問中國。
他在2001年7月訪問中國時表示，中國“是一個不需要被視為敵人的國家”。2004年，鮑威爾在北京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採訪時説：“只有一箇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它作為一個國家不享有主權，這仍然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堅定的政策。”
在9·11事件之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鮑威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主要還是出於反恐的需要，美國加大了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的合作，給了鮑威爾外交政策主張更多的施展空間。
鮑威爾與所謂的鷹派在政策的側重點上有所不同。
從其外交風格看，鮑威爾算是鴿派人物，主張多邊外交。把對伊拉克之戰放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框架下討論，據説就是他的建議。
各方媒體在對鮑威爾的“政績”作出評價時，都提及了他參與策劃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
2003年2月，他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次報告中，為獲取安理會支持對伊開戰，提供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假證據。
鮑威爾此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這是他履歷上的一個“污點”，他對此感到“痛苦”。
總體上看，他在擔任國務卿時，總是受到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鷹派人物的牽制，而拉氏等人更強調以單邊主義和軍事手段解決對外關係問題。鮑威爾後來辭去國務卿職務與此相關。
最終，小布什政府的決策還是回到了單邊主義的霸權軌道上。這與美國維護其霸權地位的本能有直接關係。
在霸權的邏輯之中，其實是沒有鴿派與鷹派之分的。
由此看來，鮑威爾當年參與制訂的對華政策，主要還是與美國當時以反恐為中心的戰略調整相關，並非意味着其對華關係的戰略框架發生了變化。
2004年發生的另一件事頗能説明問題
2004年9月9日，星期五，不是一個什麼特殊的日子，這一天，北京奧組委正在緊張的準備着，10天之後，2008年奧運會的倒計時鐘將在天安門啓動。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發生了一件中國人不是太關心的事情。除了英文版的中國日報外，大多中國媒體都沒有報道。
在華盛頓，國會參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有關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的聽證會。
在這次會議上，時任國務卿的鮑威爾第一次使用“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詞來描述正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發生的事情。美國主流媒體異口同聲地突出報道了鮑威爾的這一定性。
從《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看，鮑威爾在此前三個多月曾有一次蘇丹之行，當時他拒絕回答有關“是不是大屠殺”的問題，而稱之為“一場大災難”。這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決議，要求政府給蘇丹掛上一個“大屠殺”的帽子。
鮑威爾這麼做了。
Genocide是有特定含義的，這個詞的解釋是“有計劃的種族大屠殺”。1948年12月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確定了聯合國對這個詞認定的基本原則。
誰支持大屠殺，誰就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後來的事實已經表明，在達爾富爾發生的根本不是種族大屠殺。西方媒體當時渲染死了100多萬人，沒有一點兒真憑實據。
來自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巴里則強調，非盟召開的首腦會議已經明確指出，達爾富爾衝突既不是種族大屠殺，也不是種族清洗。
美國議員和鮑威爾代表的美國政府在給蘇丹下定義時，其實已經有了目標。那就是中國。因為中國在蘇丹有投資。
一切都像預謀好了一樣。
一些敵視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很快就把北京奧運與達爾富爾聯繫在一起。他們造謠説中國政府支持蘇丹政府，給他們錢，然後他們用錢買武器，搞“種族滅絕”。這幫人一直從那時開始不斷折騰，一直折騰到了北京奧運會舉行。
在2008年3月《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長篇採訪中，紐約的一位活動分子在被問到，為什麼會選擇達爾富爾，為什麼會把目標對準中國時，回答説，“因為這是種族屠殺這個詞自誕生以來發生的第一例，而且是由美國政府正式認定的。”
達爾富爾那件事可以説是具有預言式的意味。
我們把鮑威爾參與的上述涉華政策的變化過程聯繫在一起看，大體上可以理解究竟是什麼在決定着美國的對華決策。
這就是學者們一直在討論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一直存在於中美關係之中。中美關係的走向就是由兩種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新老大國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
9·11之後，美國的反恐戰成為首要任務，這種矛盾暫時潛伏起來或有所緩和。
北京奧運會之後，它逐漸突出。其背景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政治優勢逐漸顯著，開始步入國際舞台中心，讓美國感到到它在很多領域的霸權都出現了挑戰。而此時的美國，已經開始從反恐戰中拔出了。
鮑威爾已經成為歷史人物。
在這個節點上回顧他擔任國務卿時的中美關係，我們仍然會想到那個老問題：中美能不能最終擺脱，或者説通過什麼途徑來持續地緩解結構性的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