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反電信網絡詐騙，必須打贏的持久戰

10月19日，《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首次提請審議。該草案從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強化預防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力度。草案要求落實實名制，強化電話卡、互聯網服務真實信息登記制度；加大懲處非法買賣、出租、出借電話卡、物聯網卡、金融賬户、互聯網賬號行為；同時建立涉案資金緊急止付、快速凍結和資金返還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該草案在解決中國犯罪問題的同時，也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經成為令各國頭痛的公害，但傳統法律應對乏力。一方面，在數字時代，電信網絡詐騙高發是犯罪升級的自然體現。據英國國家統計局估算，近年來，英國平均每十個人中就有一人是網絡犯罪受害者，網絡犯罪佔所有犯罪案件的40%左右。作為互聯網產業第一梯隊國家，我國也是網絡犯罪的重災區。據公安部統計，2020年，全國共立案電信網絡詐騙案件92.7萬起；佔全部刑事警情的比例超過40%，造成羣眾損失353.7億元。無疑，傳統犯罪正在全面數字化，其典型代表就是電信網絡詐騙。

另一方面，電信網絡詐騙已經形成高度產業化。傳統犯罪主要是個人性犯罪，即便團伙作案，也很難實現跨時空的分工合作。但是，藉助網絡，電信網絡詐騙已經形成細分產業鏈，每個步驟都可以在網絡空間藉助技術手段實現。例如，詐騙需要賬號，就有惡意註冊賬號、養號團伙，不法分子利用大學生等羣體貪小利的心態，註冊大量社交、電商賬號；轉移資金需要大量銀行卡號，就有大量“卡農”開設銀行賬户，提供給他人用於洗錢；選擇被害人需要個人信息，就有不法團伙從物流、中介、培訓等領域收集個人信息。而且，每個領域又不斷細分，形成龐大的黑灰產業鏈條。

顯然，治理產業化、鏈條化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需要全新的法律思維。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犯罪治理任務，人類長期面對的主要犯罪是暴力，而隨着經濟發展，白領、經濟犯罪又稱為關注重點。網絡犯罪是人類的第三次犯罪浪潮，傳統法律體系的主要任務是應對暴力犯罪、經濟犯罪，它已經嚴重落後於網絡犯罪這種非接觸性犯罪帶來的挑戰。更新法律思維，轉變治理模式，是應對網絡犯罪的必然選擇。此次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是我國應對新型犯罪的國家行動，它將為犯罪預防、社會治理帶來全新轉變。

具體而言，第一，從點狀打擊到溯源治理。應對傳統犯罪，更多的是從後果與行為入手，打擊以身試法的罪犯。打掉一個搶劫團伙，就維護了一方平安。但是，如果僅注重現象治理，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就會形成割韭菜效應。如果只抓捕最終收錢的團伙，而放任其他犯罪工具的泛濫，就會導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前，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嚴重，非法技術隨處可見，改號、隱藏IP地址軟件等可以有效隱藏罪犯身份信息。犯罪工具的便捷性導致犯罪成本極低，不斷有年輕人在利益誘惑下走向網絡犯罪的黑洞。因此，對電信網絡詐騙需要溯源治理，從源頭預防犯罪的發生。如果賬號是犯罪的必要手段，就要切斷賬號成為犯罪工具的可能性，對倒賣銀行卡號、社交賬號等行為進行治理。只有消除電信網絡詐騙的工具行為、幫助手段，才能壓縮其“來錢快、成本低、風險小”的暴利空間。

第二，從國家主導到社會動員。長期以來，打擊犯罪主要是國家承擔的工作，刑事司法更是由國家包辦，這也符合應對“兩搶一盜”等傳統犯罪的需要。但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主要場域並非國家直接管理，網絡空間也沒有地域性，大量罪犯藏在緬北等境外，利用各種網絡技術對境內受害人進行詐騙。國家既缺乏信息途徑，又缺少技術能力，很難包辦網絡犯罪的治理。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需要動員社會力量，尤其要發揮互聯網公司的作用。充分利用互聯網企業的數據和技術優勢，為其賦權也讓其擔責，才能為新型犯罪治理開闢新路徑。

第三，從以人為主到技術加持。治理傳統犯罪，主要是加大執法力量，控制違法人員。但電信網絡詐騙涉及海量內容，短期內很難通過“朝陽羣眾”模式遏制犯罪。例如，今年以來，公安部日均下發預警指令9.6萬條，成功避免1260萬名羣眾受騙；成功攔截詐騙電話12.2億次、詐騙短信14.1億條，共緊急止付涉案資金2770億元。這樣龐大的涉案內容，靠以人為主的模式，顯然不現實。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網絡犯罪是技術型犯罪，治理網絡犯罪的核心還是技術為王。例如，我國已經開發了反詐App，加大了詐騙電話的攔截力度，這就大大減少了犯罪總量。一些發達國家也在不斷開發新型反詐技術，如利用機器人和罪犯聊天，干擾罪犯的判斷；或者利用“呼死你”軟件，讓罪犯的電話系統崩潰。在數字時代，最好的預防技術就是最好的治理手段。

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是一場持久戰，這既是犯罪形勢的改變，也是社會治理模式的升級。由於人口與產業規模等原因，我國電信網絡詐騙的總量與類型都高於其他國家，這恰恰也是社會治理模式升級的契機。《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法律的起草，説明我國有能力在應對新型犯罪問題上為全世界提供全新法律思維，進而為網絡空間的綜合治理提供中國智慧。應對中國問題，就是解決全球難題。（作者是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