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站在新的起點

經過我國幾代考古學者的接續奮鬥，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和研究成果，不僅完全重建了中國史前史，也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有文獻以來的歷史時代的中國歷史。

我們紀念仰韶文化發現100年，是因為它的發現與研究歷程，從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考古學探本求源、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和輝煌成就的百年曆程。

中國舊石器文化自成體系，連續、獨立地發展，人類的演化鏈條基本前後相繼。我國已發現距今200萬年以來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地點70餘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近2000處。

距今8000年前後中國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農業經濟格局。北京東胡林遺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粟；內蒙古敖漢興隆溝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黍；浙江浦江上山、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距今萬年的水稻遺存；湖南澧縣彭頭山，浙江蕭山跨湖橋、嵊州小黃山，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實證出這一論斷。

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歷史。距今5300年前後，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流域、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黃河流域和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西遼河流域社會快速發展，啓動了文明化進程，各地區密切互動，形成被稱為“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文明由此形成。距今4300年前後，長江與西遼河流域的古國逐步衰落，而黃河中游地區開始崛起，山西陶寺、陝西石峁等遺址出現超大型城址，在各地區文明的競相發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腹地最終崛起。

在探索夏商王朝的過程中，考古學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夏商王朝為中心的中原與周邊地域的政治、文化關係，深刻證明了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10萬平方米的宮城，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有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邑。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考古遺存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使商代歷史成為信史。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則可能是商王盤庚遷殷以前的另一座都城。以湖北黃陂盤龍城、四川廣漢三星堆為代表的發現，都是“多元一體”的重要實證。

西周是重要的發展階段。陝西扶風和岐山一帶的周原遺址，發現有貴族居住區、墓葬區、社祭建築、作坊、窖藏和水利設施等。而周代諸侯國的考古發現以湖北隨州曾國貴族墓地最具代表性，實證了不見於文獻記載的“曾國”的歷史。

秦漢及以後的宏大歷史進程，則體現在制度建設、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管轄、與周邊國家的和平交往等方面。西漢長安城、曹魏鄴城、北魏洛陽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一直在承繼與創新中發展。到元明清北京城，基於中軸對稱的宮城、皇城、郭城的格局始終未變。帝王陵寢則構成了歷朝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從秦始皇陵、西漢景帝陽陵、江西海昏侯墓，到洛陽景陵、唐代關中十八陵陵園，再到遼祖陵等，都體現了秦漢以後帝王陵寢制度一脈相承。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的內在邏輯，也在考古學中得到強有力的維護。絲綢之路作為商貿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歷代中原王朝都盡力維護其暢通與安全。目前已找到的漢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護府遺址以及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及大量文物，均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

經過10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成果斐然。在新的時代，中國考古學站在新的起點。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進一步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加強考古學科建設，從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中發現新視角，構建新理論；深入開展多學科融合發展，引導打破學科壁壘，使考古學研究發揮更大的價值與作用；加強文明互鑑交流與比較研究，有序開展赴外考古發掘與研究，促進我國由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轉變，增強中國考古學國際影響力。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使下一個百年的中國考古更上一層樓，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