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臉書“史上最大危機”暴露深層矛盾

美國社交媒體巨頭臉書最近遭遇內部人士舉報以及媒體深度揭批，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美國主流媒體稱，相比此前臉書面臨的反壟斷調查，這次危機更加深重，堪稱該公司創立17年來的“最大劫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臉書被舉報的問題均已存在多年，也與其商業模式和經營理念密不可分，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社交媒體的一種“原罪”。臉書很難逃脱這些“原罪”帶來的反噬。

臉書此次被舉報的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的主要問題。一是內部監督體系失靈。據舉報文件稱，臉書內部人士曾多次向上反映該公司的一些應用和產品創新可能對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但高層並未停止相關項目。二是對網絡犯罪和有害信息反應滯後。舉報人稱該公司長期忽視人口販賣、涉恐信息、極端言論等帶來的社會影響，處理這些有害信息的速度極為緩慢，多數時候僅是在信息引發惡劣社會影響後才有所反應。三是標準不一，缺乏原則。有文件指稱，臉書在一些海外公司中採取不同的“信息監控標準”，這些地區的標準和美國本土有顯著差異。四是壓制和分裂美國國內“部分民意”。內部文件稱，臉書在2016年後上線了數個針對美國“保守派”媒體的算法功能，並利用算法擴大了極端聲音的傳播範圍。

這些問題並不新鮮。美國媒體和國會議員此前已多次就此抨擊臉書，認為它不僅沒有履行應有的“媒體責任”，還在濫用自己的話語權和市場地位。臉書也試圖通過遊説政府、組建非政府組織、開放舉報渠道和進行信息公開等方式回應批評。但此次舉報危機的影響顯然超出預期。這些舉報內容和文件雖然並不包括出人意料的“猛料”，但卻完善了一些關鍵細節，與先前材料一起構成對臉書進行“社會審判”的完整證據鏈條。

臉書迄今仍未意識到這場麻煩的原因並非源於個別問題，而是對該公司歷史和發展模式的一次整體拷問。臉書此次“創立以來最大危機”源於長期存在的三個深層矛盾。

首先，臉書無法成為美國政治的“局外人”，必然被捲入美國政治極化和兩黨惡鬥之中。作為一家歷史不長的科技企業，臉書此前極力避免體現政治傾向，並有意在兩黨中找平衡。臉書公司內部決策高度集中，創始人扎克伯格和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影響力最大，但兩人政治理念並不相同。

據美國媒體披露，扎克伯格並沒有明顯黨派偏好，在政治上較為靈活現實。特朗普勝選後，臉書曾僱用保守勢力説客作為政府公關高管，與特朗普和共和黨拉近關係。扎克伯格本人也曾與特朗普密會，試圖緩解臉書與白宮的緊張關係。但桑德伯格卻明顯傾向於民主黨，曾是希拉里最積極的支持者，她並不認同扎克伯格討好共和黨的做法。臉書公司內部也分兩派，各自政治理念自然影響到一些業務和應用的初衷。

其次，臉書採取的盈利模式和業態使其無法做到“無害”“和諧”和“中立”。扎克伯格並不避諱公開其商業模式，稱臉書的核心目標是“建立儘量廣泛的人與人的聯接，並從這一過程中獲利”。這一目標指引了臉書數字生態和業務的發展。簡單來説，這一理念讓臉書從社交網絡和信息熱點中發掘用户潛在需求，並建立儘量廣泛的數字消費品矩陣。

臉書的技術研發和收購均圍繞這一目的，進行廣泛的橫向併購和延伸，形成一個以用户為中心的數字服務環包生態。該理念使得臉書本質上無法避免有害信息通過廣泛社交聯接進入它的生態系統，無法及時管控這些有害信息快速傳導和傳播，也無法限制極端觀點被算法選擇的用户羣放大。臉書就像一個人員密集、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密閉空間，極易引發傳染病的爆發。

最後，臉書宣稱的“戰略價值”和“社會價值”逐步被證偽。美國政府和戰略界曾經將臉書視為美國互聯網經濟模式的代表，認為該公司具有推廣“美式民主價值觀”的戰略價值。臉書也宣稱廣泛的社會聯接會給弱勢羣體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和發聲渠道，打破主流媒體的“霸權”和“歧視”。

然而，經過17年的論證，美國政府和社會正在重新審視臉書。一方面，美國政府將臉書視為“外國勢力干預美國政治”“傳播虛假信息和極端言論來製造美國國內分裂”的主要渠道，開始意識到臉書與美國政府並非“一條心”。臉書推動的超主權“穩定幣”更直接觸及了美國的金融霸權。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也發現臉書並沒有促進所謂“多元化”，反而加劇了各羣體的“抱團封閉”和美國社會的“碎片化”。臉書迄今並未能夠充分回應這些深層質疑和關切，甚至在一些領域仍在自行其是。

這些深層原因釀成了臉書當前面臨的“歷史性危機”，也展示出美國數字經濟生態和現實社會以及國家安全的深層矛盾。臉書當前所推動的“元宇宙”轉型，更像是一種一條路走到黑的做法，只會加劇“臉書道路”和“美國道路”之間的分歧。（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